新华大院（简称大院）坐落在宣武门内迤西，是一座被四条街巷围绕的院落，她南临国会街（因修建地铁2号线已不复存在），北倚头发胡同，东贴众议院夹道（现更名众益胡同），西靠沟沿（现名佟麟阁路）。大院的面积虽并不算大，但却身份不低，经历不凡，她既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地，也是历史演变的见证者。皇帝总统、议员阁僚、达官政客、汉奸鬼子、学者名家、莘莘学子等都曾在大院进出，北平解放后这里更是英才荟萃、星汉灿烂。这座历尽沧桑、见多识广、惯看炎凉，有历史、有文化、有底蕴、有故事的大院，在中国的近代史、议会史、制宪史、文化教育史、新闻发展史、北平革命斗争史、北平学生运动史、明清宫廷典制史、中国近代建筑史、北京文物保护史等都有一席之地。

大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宋、元时期，甚至更早，但真正有名据可查是从明朝开始。从清末至今的100多年中，大院的主人去的去来的来，大院名称也随之几经变更，直到1949年9月26日，新华通讯社入驻，成为大院的最终院主。

一、宋元时期及更早的大院所在地

大院历史悠久，有出土文物为证。在新华社历年的改建施工过程中，曾先后掘出一些宋元时期的文物。比较集中的一次，是1965年盖10层办公楼（现称报刊楼）时，挖掘出古废井8口，其中一口井是用陶瓷圈垒砌而成，经北京文物队考证为汉代古井，其它为宋元时期的古井。在古井中发现的文物，有的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如其中一件北宋时期的瓷瓶，上有两行字：“长江风送思乡客，孤馆难留千里人。”据北京考古队称，此类瓷瓶还是第一次发现，估计为民间用品，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另外，还发现北宋战刀一把，人头骨一个。根据这些出土文物，有人推测这一带在那时可能是个古客栈。[1]

二、明清的象房和训象所

我国史书自汉代就有宫廷驯养卤簿[2]用象的记载，到宋元明清时内容更多。但迄今能查到的大院作为皇家象房的最早记录见于《明会典•工部志》：“凡象房，弘治八年（1495年）修盖，”并言象房的修建是由“工部出办物料人匠，兵部摘拨官军，锦衣卫借拨军校，兼用，本部该卫各委官一员，会同督理做工军士，行户部日支米盐，如例，正德十年，嘉靖十六年重修，亦如之。”从那时起，大院便成为中央官署的所辖机构，专为皇家驯养卤簿仪象、朝象[3]，被称为象房或驯象所[4]。《明会典》只写明象房修建的时间，并未提及象房的具体位置。在清《宸垣识略》[5]中有“象房在阜财坊[6]宣武门内西城墙象房桥[7]侧，明弘治八年建”，则把时间地点都明确了。现在有文章中把清末法律学堂[8]的院舍也说成是象房的地盘，或是把象房的位置干脆指向该地，还有说设在大院里的是清廷的演象所[9]，这都是错误的。

关于象房的历史沿革，清《钦定日下旧闻考》[10]中有一概述：“象房初设于报国寺[11]古松之畔，以隔城致羁赴阙乃割定力院为驻象所，”而定力院就是曾位于头发胡同西端的真如寺[12]，“真如寺北向，以其背象房而立也。寺南松桧榆槐森遶，皆象房树。寺在元季为定力院，南向，今之象房是其山门。”[13]由此可知，象房原设在城外，因不便大象入城朝仪而将其迁移到真如寺南侧，并占用了寺院的地盘，导致真如寺不但面积缩水，山门的朝向也被改成面北了。明《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14] 亦有一条象房迁址的辅证，书中宣北坊[15] 所列的地名中有“训象所营”，而报国寺也在宣北坊。

明朝象房的主管是锦衣卫，《万历野获编》[16]记载：“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17]及象只。特命锦衣指挥一员提督之。”这个让人听之就能马上联想到东厂、特务等恐怖活动的机构，还有一个主要职责就是司卤簿[18]。驯象所的职能则为“本所官领本卫军奴养象，以备朝会陈列及驾辇驮宝之用。”[19]

清袭明制，继续皇家的卤簿仪仗。顺治元年, 置锦衣卫，二年, “改锦衣卫为銮仪卫”[20]，驯象所就此也有了新的主管。

那时的象房是一象一房，每房均有编号。至于象房规模，从明嘉靖年间的《北京城宫殿之图》[21]，可见一斑。该图采用象形图之画法，形象生动地展现以南北中轴线为核心的雄伟的北京城。在以皇家宫殿建筑为重点的画图中，象房居然赫赫在目，且不但有“象房”和“六十间”等文字，左侧还画了3只象。由此可推测当时象房在京城的地位和规模。从完成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乾隆京城全图》中，则可大致看出那时驯象所的布局。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医生芮尼（Dr.Rennie）在探访驯象所后的描绘更为具体：象房“占地很广，其架构包括6排房舍，每排有8个象厩，……象舍的墙高大厚实，其墙是6英尺厚的砖墙。每一个象厩是36英尺长、18英尺阔。在厩的一端是一个18英尺阔、8英尺长的石台，象就站在这个台上，一条后腿被铁链锁在石柱上。……在两排象舍之间，有宽阔的空地，可给大象活动和演练。”[22]

据曾在训象所供职的王月川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回忆，同治年间的象房内，“房屋皆系南向，屋内无柱，有老八间，新八间，北五间、北六间，皆系蓄象之处。……屋中设有石柱，挂有铁索，系为系象者。”

象房的“房主”多为舶来品，来自越南、泰国、缅甸、老挝、尼泊尔等国的“贡象至，则畀于所而畜焉。”[23]象房不但是驯养大象的场所，也是京城游观的一道风景线。乾隆帝曾到训象所观赏大象表演，并写有《训象歌》以示赞美。在多种纪录京城史地风物的明清古籍中，都有关于大象表演的生动描绘。至于每岁六月的洗象，更是帝京之一大胜景。当日“仪官具履服，设仪仗鼓吹，导象出宣武门西闸水滨浴之。城下结彩棚，设仪官公廨监浴，都人于两岸观望，环聚如堵” [24]，热闹非凡。

象房的兴衰系于王朝。明朝末年，政治日趋腐败，社会动乱四起，国力每况愈下，覆巢之下的象房命运也可想而知。清乾隆时期大象最多时有三十头，嘉庆元年则达34头，[25]“训象所民尉二百有六。”[26]清朝后期，战乱不断，以至一度断了象源，京城的大象日趋减少，象房也随着风雨飘摇的清帝国日渐荒废。到了清末“宣武门内象房久无驯象，坍塌荒芜，周围房屋为当差小戸所居，”[27] 曾经象征明清盛世“太平有象”的象房已成历史。

解放后，新华社在大院内的施工中，曾发现汉白玉小石象一尊，大象骨头若干批，及一些大象洗澡水池所用大青石条。而已被拆除的西小院，北侧小楼楼顶还立着一座漂亮的白象雕塑。这些都是曾经的象房的历史印记。

三、清末的财政学堂

关于财政学堂，目前查到最早见于报端的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5月14日《申报》一则关于“奏明财政学堂地基”的消息：“度支部[28]开办财政学堂，查得象房桥法律学堂之东训象所地方寛阔，拟就该处修理作为财政学堂校舍，已具折入奏。”是年9月22日，《申报》又有“财政学堂年内即可工竣”的后续报道，并言“闻部中拟定学额三百名，不论有无官职，可报考。”

宣统元年二月十四日（1909年3月5日）财政学堂的设办者度支部在给朝廷的《会奏设立财政学堂酌拟章程折》中言：“窃查前年三月十四日，度支部奏厘订职掌折内声明，拟设财政学堂。上年四月初三日，复经奏请拨给驯象所地基建造财政学堂各等因，均奉旨允准在案。现在该学堂将近竣工，亟应妥定章程，以便先期招考。”并明确财政学堂“属高等教育”，强调“财政为专门之学，非普通各学夙有门径、兼习过各门语言文字，未能究其精邃。”和“财政一门原与实业相近，如银行、税务等科……”[29]的特点。

这所为清政府培养“财政通材”[30]的财政学堂于当年“九月开学，以章宗元[31]为监督。”[32]

根据以上资料可知，财政学堂是清末兴学的产物，它于1907年提出立项要求，1908年开始建设，1909年上半年竣工，9月正式开学。

先于财政学堂建成的法律学堂，是由日本工程师设计，因“颇为完备”，建成后成为后续兴建学堂的样本。财政学堂的一些建筑与法律学堂的同类建筑很是相似，如大讲堂，据此推测，它的设计蓝本可能也套用了法律学堂的。项目由号称清“八大柜”之一的宾兴木厂和德昌木厂承建，训象所原有的屋宇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楼房。从此，大院从曾经为皇家驯养卤簿仪象、朝象的场所，第一次成为教书育人的学校，且一起步就在高点，并在之后与教育有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此前坊间或官办的一些出版物中说在大院开办的是清朝的财商学堂，这纯属杜撰，清末兴学所办的各种学堂中也未见财商学堂。之所以有“财商学堂”的误传，估计是挪用了1934年在大院设立的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名称中的“商”字。

1910年还有两条与财政学堂有关的消息，一是“法学会所设之研究所已借定财政学堂校舍，一切章程规则亦已拟定，不久即可发布。所有敎员皆系义务，不支薪水，生徒学费力求轻减。”另一条是“盐政大臣泽尙书前曾提议设立盐官学堂以便储备盐务人才，兹已决定于明春设立。饬由财政学堂监督代拟该堂章程，并闻该校即附设于财政学堂之内。”[33]前者应算是外来客，而后者因局势的变化也就没了下文，否则大院或许还会增加一个实业学堂。

四、民国时期的国会众议院

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1月28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 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构。同年4月5日, 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院址设在位于象房桥西侧、曾被清末资政院[34]借用的法律学堂，并于4月29日举行开院礼。

5月7日，临时参议院开会审议《国会组织法大纲》第一条，一致通过国会采用两院制，但在两院的名称上却是众五花八门，莫衷一是。[35]5月9日再次开会讨论，通过将两院定名为参议院、众议院。6月27日对《国会组织法大纲》开二读会时，两院名称再次引起纷争。可如若再不通过两院名称，《国会组织法大纲》又须重新起草，为让国会早日成立，两院名称最终才得以将就通过。（见议员李素的发言[36]）大院之后的名称就此也有了依据。

7月29日《国会组织法大纲》在临时参议院省略三读通过。8月10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同时公布的，还有《筹备国会事务局官制》。据此，临时政府内务部即有筹备国会事务局[37]之设，负责国会开会的筹备事项及议员选举程序事项等，任命施愚[38]为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在筹备国会开会的诸多事务中，“国会场所尤宜亟先筹备当。经酌定，参议院即仍前地址，稍加修饰；众议院则商借财政学校操场内建筑议场。”[39]

至于两院院址确定的具体时间，有文章说是在北京参议院举行开院礼的当月，这肯定不对，因为那时国会采取两院制还是一院制尚未讨论。现在能找到的资料是在1912年10月14日参议院第93次会议有“筹备国会事务局来函，为请将财政学堂房屋移让改造众议院事”的议题，会议主席报告“筹备国会事务局来文言明年众议院地址即在财政学堂，已经招人承办。应将全堂检交，但可在地居住。不过修饰之时须少为腾挪。”询问：“诸君对于此事若何？”“众谓可以。”[40]当月23日的《申报》也有“筹备国会事务局咨请收管财政学堂以备改造众议院”的报道。

关于众议院的选址，不少文章都说，选的是清末资政院所在地，这与史实完全不符。造成此错的原因可能三：一是将位于象房桥西侧的法律学堂（清末被资政院借用）与曾经作为驯象所的大院混淆，不清楚二者是位于不同地点的两个学堂；二是可能被一张地图误导，这张由今人根据当时资料绘制的地图确实把大院所在的位置错标为“资政院”。[41]三是建于大院内的国会议场与因帝制被推翻而夭折的清资政院大厦[42]的设计者同为德国人库尔特·罗克格（Curt Rothkegel）[43]，故由此及彼地被张冠李戴。

大院作为国会众议院院址的议题之所以能在临时参议院会议上没费口舌，一致通过，应该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地理位置合适。其与作为国会参议院院址的法律学堂隔街相对，既方便往来联络，又便于参、众两院召开合会。《申报》1912年5月25日的一条新闻就是极好证明：“前日大雨一日夜，満地巨浸，几同泽国。路人几乎绝迹，人力车不能行，卽马车亦有水灌入，……各衙署因雨阻而不到者十人而九，各铺贸易亦全停止，参议院议员之赴会者亦仅寄宿于财政学堂之数人（在参议院间壁，路亦佳）。”

二是面积大。参议院所在的法律学堂占地面积近37.6亩，而财政学堂约为60.4亩，是前者的1.6倍。

三有是足够的空间可供建立国会议场及日后的议会召开。当时的院内可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建筑较多，基本能满足议院办公休息之需；西部为学堂的大操场，仅在靠近北院墙处有些平房。日后，国会议场就面南建在大院西部的水平居中位置，且正门前方的广阔空间能为大型会议的会前会后提供足够的活动区域。

四是作为法律学堂的近邻，大院不但早已被议员们熟知，而且也常被他们所利用。在资政院假法律学堂开常年会时，就有议员来大院住宿休憩，而大院内的财政学堂大讲堂（即后来的新华社图书馆）则被议员们作为谈话、议事的第二议场。民初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大院是“议员寄宿舍[44]”，各党派议员为争夺议席策划于大院、议员在财政学堂开谈话会等消息都曾见报端。更有袁世凯参加临时参议院开院典礼，糊涂的引导员竟不知参议院之地点，把浩浩荡荡、风驰电掣的车马队径直领至财政学堂门前，“半响始知错悞，遂改途西向，其一种惊慌之状殊令人失笑也。[45]”或许这也是当时大院就具有某种议场“范儿”的佐证。大院最终入选众议院院址也算是顺理成章。

1912年（民国元年）5月12日，教育部命合并法政、法律、财政三校，改名北京法政专门学校[46]，校址设在位于李阁老胡同[47]的原法政学堂[48]，从此大院再无财政学堂。虽然这并不说明教育部有为之后的国会众议院腾地儿的先见之明，但确实应有方便临时参议院开会之考虑。

1913年4月8日，国会参、众议两院在众议院大院内新建成的国会议场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临时参议院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9]第28条之规，于当日下午3时举行解散典礼。从此，大院又有了新的主人。

同年7月12日，第一届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50]在众议院东侧的原财政学堂大讲堂成立，同年8月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会址设在天坛祈年殿。[51]

民国国会的成立掀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新一页。但作为孙中山建立民主中国的重要政治构想之一的国会，之后却变成了北洋军阀的角斗场，民主之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乌烟瘴气的争权夺利。民元国会[52]、安福国会[53]、猪仔国会[54]在召集解散中“乱哄哄你方唱罢我退场”，逼宫、贿选、舞弊、营私、争吵、斗殴之丑闻层出不穷，议员的贪婪堕落、斯文扫地令人鄙视，而成为常态的无故缺席、迟到早退更令国会难以正常运行。国会之劫难多多、国会之成绩寥寥、国会之腐化日甚，国会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从众望所归沦为一落千丈。

1925年4月24日，段琪瑞[55]发布“弃法”的临时执政令，称：“民国法统，已成陈迹。[56]”《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悉行作废。故此令被视为国会“寿终正寝之丧钟，亦即民国依据临时约法之法统，从兹乃告斩绝。”[57]内务部遂下令派刘馥、周嘉琛、张立瀛等八人“办理参、众两院接收事宜”。负责接收众议院的人员当日即将“文书、议事、速记、公报诸科接收竣事，并将该四科门户封销，”次日，又接收了会计、庶务科，查收国会印信、文件、器具等，完成全部接收工作。警察厅也派警察封锁参、众两院，遣散两院夫役。参、众两院院址由内务部接管。

从1913年4月8日成立，历经12年（其间两次中断，共计中断时间近4年）的第一届国会，到此“人琴具亡”，“完全消灭。民国初期之议会政治，乃告一段落焉”。[58]

五、从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到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1912年8月25日，由法政、法律、财政三校合并的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在原法政学堂校址正式成立。1923年9月学校奉教育部令改组为国立北京法政大学（简称北京法政大学） [59]，任命刘彦 [60]为校长，继改聘著名法学大家江庸[61]为校长。

1925年11月北京法政大学“因校址不敷，请求教育、内务两部拨还参议院（前法律学堂地址）、众议院（前财政学堂地址）为校址，旋奉批准。即以众议院为第一院设本科于此，参议院为第二院暂作宿舍，原旧址为第三院设预科于此”。[62]

“拨还”二字准确说明了学校与大院的关系,即原本就属该校，现在则是物归原主。

在大院的历史上，应该记住江庸校长，正是因为他在任期间的努力，才使大院曾经的主人得以重归，让大院与教育再次续缘。不过此主人已非彼主人了。一是学科增加，从财政一门扩大为法律、政治、经济等多科；二是规模扩大，名为一校，实容三校之师生、校产和财力等；三是性质改变，从前清学堂变为民国国立大学。

1926年4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被直、奉军阀联合击败后撤出北京。之后，护宪议员纷纷来京，为恢复旧国会四下活动，并派代表与法政大学交涉，要求其交还参、政两院院舍，法政大学以该地原属本校予以拒绝。议员又找卫戍司令王怀庆交涉，让其给法政大学施加压力。法政大学推代表见王，称学校校舍现尚不够用，而参、众两院原本就属借用，不能再任议员喧宾夺主。之后议员们还在继续施压，但法政大学也毫不退让。当时，丧失民心的国会已无死灰复燃的社会基础，而法政大学最终也顶住了压力，让已被当局拨还的原参、众两院院舍最终未能得而复失。

1927年8月，教育部将在京的国立九校改组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63]，原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法科与北京法政大学合并成为国立京师大学校法科，大院成为法科第一院院址，前北京大学法科为第二院，前北京法政大学第三院为第三院，第一第二两院办本科各系，第三院专办预科。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入北平，“国立九校均复旧称，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之名称复见于世” [64]。折腾了不到一年，两校又分道扬镳。北京法政大学的设置如合并之前，大院还是该大学一院院址。

同年11月，国立北平大学（简称平大）[65]成立，改组北京法政大学为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聘任谢瀛洲[66]为院长。名称虽改，但仍设三院，且院址亦如前，大院是法学院一院的所在地。

平大成立之初，曾发生其所属女子学院与法学院的校舍之争事件。当时女子学院借用法学院校舍，法学院因要求归还未果，该院学生随于1929年4月19日“突袭”女子学院。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周作人[67]在其《知堂回想录》[68]中有两篇文章（即《女子学院》和《“在女子学院被囚记”》）对此有详细记述。文中说女子学院当时在“众议院旧址，那就是后来的法学院一院”。[69]

但查女子学院校史，事件发生时其校址在参议院；查当时报纸也说两院所争的是参议院的校舍。《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的最后一部作品，成文于上世纪60年代，其中在事件发生后就已成文的《“在女子学院被囚记”》中，并未见校址所在地的名称，而《女子学院》的写作时间则应同其他收入《知堂回想录》的文章相同。或许因年代久远，老先生的记忆错位了。

1931年2月，国立北平大学改组，聘任白鹏飞[70]为法学院院长，1934年7月，平大遵奉教育部令将商学院[71]合并于法学院，改组为法商学院，继续聘任白鹏飞为院长，“8月1日正式具报成立”。[72]其实就白院长个人而言，并不赞同这种合并，更愿意维持一个在社会上已有相当知名度和信用的纯粹的法学院，“何况法商二字，在表面观之，亦有不妥之处乎。”而名字一旦变更，“社会对学校之认识，即易发生疑义。”[73]

10年间，看上去是大院里学校遭遇的分分合合，变来变去，但折射的是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统治期间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变革与纷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教育部随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74]。国民政府同时决策组建的两个大学共同体即是后来久负盛名的西南联大和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大。

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迁校陕西城固县，同年4月，教育部“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 拟令该校各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 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75]”1939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联大中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另成立独立学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未允许流徙西北的平大像西南联大那样复员，于是，平大成为大西北历史最为悠久和培养法政、商、文、理之才最为众多的高等学府西北大学的两大源头之“京源”，国立北平大学的名称就此成为记忆。

国立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国立京师大学校法科第一院――国立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第一院――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第一院，这就是大院在近十三年中院主名称的演变顺序（也有文章把顺序搞错），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大院里的学校始终在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特别是在法学院和法商学院期间，其在校师生职员工数始终居平大各学院之首，它不但占地和建筑总面积最大，校园环境优美，设施也名列前茅。自白鹏飞任院长后，更是把学校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成为当时京城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并驾齐驱的法学教育基地。

六、新民学院与华北行政学院

卢沟桥事变后，平大西迁，大院被日军占据。日伪政权扬言“自新政府成立，当务之急，首创新民学院，以为新民之最高学府”[76]。1938年1月10日，在伪军警戒备森严的气氛中，日本侵略军大小头目及伪政权的大汉奸来到原作为平大法商学院的大院，参加新民学院的开学典礼，并宣布该院正式成立。

新民学院直隶华北行政委员会[77]，“院长由行政委员合委员长兼任[78]”，其首任院长就是时任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华北巨奸王克敏[79]，日本原关东军退役中将旅团长佐藤三郎[80]为副院长。之后当过该院院长的还有王揖唐[81]等。从此，大院被“以养成能体会新民精神，显现友邦提携而身当新中国建设基础之官吏为目的。[82]”的新民学院霸占，沦为日寇培养汉奸奴才的驯奴所、养成所，铁蹄下的大院进入了最黑暗和最屈辱的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局的转变，日本侵略者物资日益缺乏，兵力尤嫌不足，无论是退役军人或是文职人员，都陆续被送往前线充当炮灰。新民学院的日本人，也一批批应征开赴东南亚前线。他们走后，所有职务都由中国人员来填充。节节惨败的日本侵略者，对新民学院已无暇顾及，学院渐处于瘫痪状态。[83]

1944年8月12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84]公布了新民学院的替代物――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的组织条例。并发布第8457号训令称：“所有新民学院应即撤销，各项事务文卷等项移归该学院接办。除分令新民学院即日遵照结束移交外，合行检发该学院（即华北行政学院）组织条例一份，仰即遵照组织成立并派员分别接收清楚具报备查。”新民学院就此关张，华北行政学院随于9月9日正式成立。学院隶属华北政务委员会，并“置院长一人，综理全院事务，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任之，[85]”王克敏再次成为该院院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敌伪统治时期，大院里先后出现的两个学院，除在教职员工上前者有日本人加入，后者则无外，其余几乎如出一辙。不识时务的华北行政学院仅苟延残喘了一年，即随着日本战败投降而消亡。

七、与东北行营的短暂交遇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并于当月31日公布。纲要首条即为“国民政府为便于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特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综理一切。”同年9月1日国民政府特派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86]。

根据有关资料，大院在此之后一度成为东北行辕和熊式辉的驻地，甚至有的文章还进一步发挥说熊式辉的官邸也设在此，但至今并未找到能明确支持此说法原始证据。

上述说法至少有一点不准确，即当时的机构并不叫行辕。直到1946年8月7日，由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撤消，各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才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87]东北行营也于同年9月1日正式改称东北行辕，而那时的大院早已成为北京大学的校产了。

目前只找到两条资料，能从侧面证明当时的大院与东北行营确有关系。一是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在回复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关于照准将旧法商学院房舍拨用北大的电文中，有“并电东北行营查照，[88]”即，将此电文同时电告了东北行营。二是东北行营在于1946年9月30日向北大移交了一批前华北行政学院的物品[89]。而东北行营曾在1945年11月17日从长春撤到北平，并在北平有过短暂驻留，且其在北平设有办事处。据此可以判断，抗战胜利后，大院可能曾经作过东北行营的临时落脚点。

七、抗战胜利后的北京大学四院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全面展开复员工作，收复区高校的接收即为其中一重要环节。1945年9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尚在美国的胡适[90]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其到任之前，被委任为代理校长的傅斯年[91]，担当起北大战后收复区艰难复杂繁重的接收工作。不负众望的傅斯年代表北大接收了敌伪占领时期扶植的伪北京大学，并将北大原来的文、理、法三院扩充为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使其成为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他一方面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另一方面又设法延揽知名教授来校任教，充实北大师资力量。他除了把伪北大的校产全部收回外，还将北大附近的相公府、东厂胡同黎元洪旧居等地力争为北大校产，使北大的校舍增加了数倍，这其中就包括国会街的原众议院大院。（后又将曾经的参议院大院也一并揽入）

1946年5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以政二字第606号代电致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准教育部卯陷代电以据国立北京大学电请将旧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房舍拨用，业予照准，特电请查照等由。”[92]

至此，大院自1927年与北京大学首次短暂接触后，再次结缘，之后大院成为北京大学第四院的院址。1946年西南联大回迁平津时，曾在大院设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工接待处，从昆明回到北平的北大、清华师生都曾在大院暂住，之后才陆续搬回北大各院和清华园。这其中就有吴晗[93]、梁思成[94]、林徽因[95]、朱自清[96]等众多大家。

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复原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在旧国会议场隆重举行。胡适校长发表重要讲话，谈到北大的发展历史，并对如何将北大办成最高学府提出建议。

1946～1947年，北大在大院办了两期先修班（即预科），之后这里成为北大一年级新生的教室和宿舍。

解放战争时期的大院，不但是北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也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提供了活动场所。因美军强奸女学生而引发的全国性声势浩大的“抗暴”运动，其被害人就是当时在北大四院学习的先修班文法组新生沈崇。之后大院还见证了北大学生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英勇斗争和在“助学”运动中积极表现。北大四院的礼堂更是成为学校进步社团最活跃的舞台之一。

大院之所以归为北大校产，傅斯年功不可没。这位被胡适赞为“是第一流做学问好手而又能组织，能治事，能做领袖人物，而又能细心办琐事[97]”的天才，以其超群的胆识和宏大的魄力，勇于担当，不计个人得失, 排除一切干扰，殚精竭虑，奔波尽瘁，为战后北大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给胡适日后掌校开创了一个“打平天下”的良好局面，也让大院的历史上增添了一个应被记住的名字。

八、北平和平解放后的华北大学三部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取得重大的胜利，11月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合并为华北解放区。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将分别在两个解放区的北方大学[98]和华北联合大学[99]合并为华北大学（简称华大），校址在河北正定，吴玉章[100]任校长。华北大学下设四部，三部就是该校下属的文艺学院。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大学三部于3月迁入北平，进驻大院。据《北大第四院在哪里》[101]一文讲述，华大二部派光未然[102]到北京大学秘书处要求接管北大第四院的校址，此事由时任北大总办事处的秘书熊正文[103]经手办理，但他并没向上级报告，就将北大四院交给华大二部了。后来，彭真同志得知此事，十分气愤，还拍了桌子。他批评北大总支书记叶向忠说：“你们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报告！北大又不是敌伪大学，它华大怎能接管北大校舍！”但迄今所见只有一家之言，尚未找到这方面更确凿的资料。且文中至少有一处明显错误，即最终入驻大院的不是华大二部，而是三部，二部是华大的教育学院，其当时分别在先农坛、方家胡同和拈花寺安营扎寨。光未然当时是三部的负责人。

不过，华大三部的入驻在北大四院的确掀起过一场“护校”风波，“一小部分学生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四院是北大校产，不能随便放弃，政府不能任意征用学校的财产和土地。他们四处呼吁，又贴墙报，又开辩论会，还威胁说要组织游行，眼看就要酿成一个‘事件’！”[104]但最终还是未能得逞。

就此，有文章说华大窃据了北大四院，甚至把新华社也一并捎上。更有甚者，把板子直接打在新华社的身上，还用了耸人听闻的“霸占”二字。或许华大在办理入驻时手续不够规范、用词也不太恰当，但绝对扯不上“窃据”。因为北大是国立大学，其校产当然不属私产，倒是其现在的大本营燕园原本是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所在地。况且，那么大的一片地方被转手，肯定不会只有光未然和熊正文两人在过招，彭真或许不知道，但华大肯定有经上级主管正式批准的文件。时任华北大学副校长的成仿吾[105]，在其回忆录中讲述北平解放后其在城内为华大找房子的经历，为了海运仓的一处房子，他曾向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请示过。[106]可见那时的房产移户，绝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至于新华社，那更是还隔着二里地呢，请先把历史过程搞清楚后再开尊口吧。

同年4月11日，北大“四院学生宿舍撤销。原住该院的男女同学于即日分别迁入沙滩区的三院和灰楼宿舍。[107] ”大院最终告别了北大。

华北大学三部的到来，让大院一度成为北平城里最为热闹和活跃的地方，这里不但云集了老解放区及国统区的许多文艺界名人，而且有着朝气蓬勃的学习生活、焕然一新艺术创作，这支文艺大军以大院为平台，演出了一幕幕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1949年3～8月，是华北大学三部在大院生活的时期，虽然时间不长，但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却是从这里起步，其中,华大三部的“戏剧科搬至东城区棉花胡同，成立了中央戏剧学院；音乐科搬至西城区鲍家街，成立了中央音乐学院；美术科搬至东城区帅府园胡同，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舞蹈队搬至西城区大翔凤胡同，成立了中央歌舞团……”[108]华大三部在举国同庆共和国成立的欢呼声中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三部师生奔赴祖国各地，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而努力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院也是孕育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摇篮。

九、建国后的新闻单位聚居地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机关计有38个，职工不超过2万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进京亟需大量房屋，在共和国建立伊始，财政拮据、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集中的行政中心，只能利用接收的敌产和分散的空房解决中央国家机关的办公用房。”[109]新华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为自己在市区内寻找驻地。经过反复挑选和比较后，最终择定了国会街26号这座曾经的国会大院。（选址经过详见《史海钩沉——1949年新华社迁址国会街实录》）

建国之初的大院可谓是主要新闻单位的集聚地。除新华社外，还有于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全国新闻事业的总管――新闻总署[110]，其作为领导与管理各类新闻媒介和新中国新闻工作的行政机构，负责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新闻事业的政策、法令、法规和指示，主持召开全国性新闻工作会议，调整、规划新闻事业的发展，指导、研究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改革。新闻总署虽于1952年8月被撤销，但它是现今直属国务院的新闻出版总署的两大前身之一。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实施全面封锁，为了让世界了解新中国，国际新闻局[111]于开国大典当日在大院诞生，成为肩负新中国对外宣传重任的新闻机构，1952年7月，经政务院批准，国际新闻局正式改组为外文出版社，但仍在大院办公，直至1956年春，才从大院迁至位于百万庄的新址。如今以“向世界说明中国”为使命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其最早的源头就是当年的国际新闻局。（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网站的《历史沿革》中，将国际新闻局的成立日期错写成“1949年1月”。）

1952年9月14日大院里又诞生了一家通讯社，这就是由国内一批热心新闻事业的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以海外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112]。因起步时规模较小，其编辑机构隶属新华社，对内称华侨广播组（后改为华侨广播部），对外用中新社的名称，专向海外华文报刊供稿，广泛报道祖国各条战线的建设成就，尤为重视侨乡发展的新闻，成为我国对外宣传的又一主要渠道和重要窗口，为向世界介绍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3月16日，中新社从新华社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通讯社。这样，新中国仅有的两个通讯社，都与大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13]筹备会也于1949年10月迁址于此，为搭建党和政府同新闻界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而辛勤忙碌。1949年～1954年，大院还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组的所在地。[114]

在革命战争年代，曾集通讯社、广播电台和中央党报三任于一身的新华社，更是一支在战火中成长、久经考验、响当当的资深新闻队伍。1949年9月26日迁址大院后，新华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之后，新华社以大院为基，不断壮大，为实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新闻通讯网络和全国的消息总汇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建国初期的大院不但新闻单位众多，而且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115]和国际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116]，就是曾名噪一时、同为江苏盐城人的南北二乔[117]。副署长范长江[118]和萨空了[119]，一位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一位是在新闻、出版、美术等都有建树的N栖大家。还有被誉为“新中国的大笔杆子”的新华社总编辑、社长吴冷西[120]，国际问题专家――中新社社长金仲华[121]、有着传奇人物和《中国日报》创始人之称的刘尊棋、……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云集大院的新闻战士中，名家高手可谓不胜枚举、难以计数。新华社在其后的发展中不但为自身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也向同行输出了许多业务骨干，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出版、社科文化等单位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的领导都有在大院工作过的背景。

正因如此，大院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的重要要发祥地。

十、新华通讯社的大本营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院内其它单位的变迁，新华社成为大院的唯一主人。

弹指挥间，新华社在大院已近64载。现在，大院早已远远满足不了新华社的需求，仅总社一家，就有三个工作区，分支机构更是遍地开花，人员也由进驻大院时的不足千人猛增了数十倍。

然而无论怎么变化，新华社的根始终深深扎在大院，大院作为新华社大本营的地位至今未变。大院不但见证了新华社突飞猛进的发展壮大，也目睹着自身的改变和周边的变迁。

如今的大院不仅占地面积有所扩大，建筑面积也翻了10倍之多。昔日的大门和院墙都已灰飞烟灭，大门（南门）的门牌号也由原来的国会街26号变为现在的宣武门西大街57号，西门的门牌号为佟麟阁路62号，大院内更是“今非昨”了。万幸的是，在院内众多高大的现代建筑中，还保留了民国国会议场（现在的新华社大礼堂和圆楼）、第二届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议场（曾经的新华社图书馆，被许多文章错当成信字斋）[122]、仁字斋和义字斋（解放后称仁义楼，文革中改称红一楼）及礼字斋和智字斋（解放后称礼智楼，文革中改称红二楼）[123]共4个已有百年历史、与民国国会有关的近代建筑，以及1935年建造的（口字楼）和解放后新华社自建的第一栋业务楼、与清末财政学堂教学楼同名同址但已脱胎换骨的工字楼。正因这些建筑的存在，大院才得以留住了历史的根，也让如今的大院有了非同一般的文物价值。

1984年5月24日，大院以“民国国会议场”的名称成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属“古遗址”类，保护理由是“民国建元后的国会礼堂和办公楼房。参众两院会议、总统选举等重大政治活动皆在此进行。原状基本保留。”

2006年6月1日，大院的保护等级再次升格，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并有了一个涵盖面更广的名称：“北京国会旧址”。[124]

为了让文物保护单位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北京市文物局还制定了文保单位的规划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第一批划定文保单位保护范围及建控地带的名单中就有民国国会议场，以下就是其保护范围的文字说明：

“东至二层楼西墙；南侧东段至主楼北墙，西段至议场南二十米处；西侧南段至议场西二十米处，北段至现三层楼西墙；北至三层楼北墙。”真是糊涂官作糊涂文，如果不看与之配套的图纸，就是久居大院的人，也无法看懂这段天书。（图纸详见《图解新华大院－－大院各时期平面图集》）

还有一段与大院有关的历史也应记叙：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华社曾有建设新办公区的规划，其制作精美的沙盘模型曾在当时的新华社图书馆展出。那可真是大手笔，不但地盘大、楼宇多，而且位置也北移至长安街的民族宫对面。或许是因为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国力吃紧，让这个宏大的项目还未上马就被下马了。[125]

1964年，政府又有统一国家机关办公用房的构想，明确提出沿长安街要多建一些办公楼和大型公共建筑。据此，北京市作出东西长安街改建规划，在规划方案中就有新华社，其建筑面积为2.63万平方米，地点在民族饭店对面。[126]此规划因革文开始而被搁置。试想，无论哪个方案，如能付诸实施，都可能影响大院之后的命运。或许新华社就此告别大院，新的院主随之而来；或许大院会因新华社的变迁而与其近邻－－旧参议院大院同命，院将不院；……新华社最终未能冲出大院、扩大地盘，对新华社可能是个遗憾，但对大院则应是一件幸事。最理想的结果当然应是新华社有了新的办公区，而大院则成为其宿舍区。果真如此，院内可能会少兴土木，留住更多原汁原味的历史印迹，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院子。

大院自明朝形成，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从为皇朝驯养卤簿仪象、朝象的衙署，到为清王朝培养财政通材的财政学堂，大院始终被封建王朝的中央官僚机构所掌控。中华民国建元伊始，大院又成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所在地，为民国国会服务了10多年。随着国会解散，大院再次与教育续缘，且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其中因几易其主，培养的目标也各不相同，从这里走出的有治国兴邦的法律人才，也有令人不齿的日伪政权的走狗奴才，更有大批新中国文化事业和各行各业的建设者。纵观大院历史，除去作为众议院院址的十多年时间外，其余时期发生在大院里的活动大都和“教”与“育”紧密相关，只是动机、目的各异，施受对象不同。从明朝到清末，大院始终在为皇家驯养大象，这是对动物的“教”与“育”；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前，这里出现过各种学校，更是真正意义上的“教”与“育”，且均属国立、均为高等。大院最终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在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成长壮大过程中，又包含了多少不同形式的“教”与“育”。

新华社的院二代大多与大院有着不解之缘，或生于斯、或长于斯，都受到大院的滋养与熏陶，与大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院不但记录了父辈的艰苦创业、辛勤耕耘、激情风采和荣辱沉浮，也承载了我们的无忌童真、纯洁友情、多彩生活和永恒记忆。与有知识的人相交，你也会丰富；和有品位的人在相处，你也能升华，跟有高度的人相随，你也在向上，大院带给我们的就是这种感受和收益。我们在大院里丰富知识，享受文化，娱悦生活、增加阅历，它有一种场的力量，潜移默化地感染、影响、丰富着我们人生。搞清我们共同的家园－－新华大院的来龙去脉，记住大院的历史和我们的故事，这也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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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要写大院的来龙去脉，真是可易可难。短则百十来字，可真能写得清清楚楚、有根有据，禁得起推敲和检验，绝非易事。

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网上和一些正式的出版物中都能查到有关大院历史的文章和资料，以为只需把相关资料搜集汇总、整理编辑，再对不清楚之处核实一下，文章即能OK。实际做起来才发现，现有资料的准确度大多较差，更有许多则是在Ctrl+C加Ctrl+V，以致以讹传讹，竟成 “假作真时真亦假”。因此，寻找第一手资料，用原始记录匡误、补缺、辅正，使大院的真实历史得以复员，就成为本文的目的。文章以大院的历史变迁为主线，尽量减掉旁枝别蔓，简化过程，着重讲述各阶段的起因与结果。至于与大院相关的其它内容，将陆续推出专文详述。

在有关大院历史印迹的系列文章中，这是最耗时费工、最复杂难写的一篇，因为大院历史悠久、涉及面广、牵扯人物、事件众多，而查找原始资料的线索又少得可怜，且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只能采取拉大网捕小鱼的笨办法。文章也是必须要首先发布的，因为它是系列文章的纲。

文中对此前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予以更正，对尚未找到准确资料的不确定内容也予以说明，之后还会继续查找资料并走访一些新华老人，一旦找到原始记录也会立即补充修改。因时间和精力有限，对文中注释部分的一些词条（主要是人物），未作核实，仅供参考。

尽管追求准确完美，用打破沙锅璺（问）到底的要求查找史料，希望以讹传讹到此止步。但在文章发布之际内心还是有些打鼓：会不会致力纠错的文章又会带来新的错误？会不会细节过多而有画蛇添足之嫌？况且个别内容因缺乏过硬的史料还不敢拍胸脯打包票。因此，真诚欢迎阅者补充纠错，也希望大院朋友能提供更多资料。让我们为恢复大院的“庐山真面目”而共同努力，让大院的历史印迹更加准确、清晰、完整。

写于2013年8月 2014年6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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