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华大院所有的老建筑中，最为我们熟悉的莫过于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带来无尽欢乐和永恒记忆的大礼堂了。这座历尽沧桑的百年建筑，在建成后的十多年间，曾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她不但是有着许多标志性符号的近代中国的第一代会堂建筑，还是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的目击者和见证者，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重要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一、时代的产物

新华社大礼堂原为 “民国国会议场”（以下简称国会议场），它是时代的产物，从一诞生就承担起历史使命，成为民国初年国会举行会议的场所。国会议场于1912年动工，1913年建成使用，今年正好是其百年诞辰。

民国国会议场溯源在清末。在当时的兴学浪潮中，位于宣武门内象房桥的东、西两侧先后建立了两所高等学堂，这就是西侧的法律学堂（1906年开学）和东侧的财政学堂（1909年开学）。1910年，法律学堂被清末成立的资政院借用，作为其院址，并于10月3日在此举行开院典礼，开始了为期百天的资政院第一期常年会。而与法律学堂隔街相望的财政学堂，也成为资政院议员在会议期间常来休憩、议事的地方，与中国议会萌芽时期议员们的咨议活动发生关联。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1912年1月28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同年4月5日迁至北京。曾被清末资政院借用的法律学堂又成为临时参议院的院址，4月29日举行开院礼后，议员们开始审议各项法案。在此期间，财政学堂不但是一些议员的寄宿舍，也是议员们常来光顾的地方。

5月7日，临时参议院开会审议《国会组织法大纲》第一条，一致通过国会采用两院制，但在两院的名称上却是众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几经反复，终于在6月27日通过将两院定名为参议院、众议院。8月10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同时公布的还有《筹备国会事务局官制》。据此，临时政府内务部即有筹备国会事务局之设，负责国会开会的筹备事项及议员选举程序事项等。

在筹备国会开会的诸多事务中，“国会场所尤宜亟先筹备当。”被临时参议院正在借用的法律学堂和与其相邻的财政学堂进入筹备国会事务局的视线，“经酌定，参议院即仍前地址，稍加修饰；众议院则商借财政学校操场内建筑议场。”并“与德国工程师罗克格订立合同，限五个半月完工。由局派员督察。”而法律、财政两学堂则奉教育部命与位于李阁老胡同的法政学堂于当年5月合并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址设在原法政学堂。

由此可知，国会议场项目的甲方应是筹备国会事务局，其建设地点、承包方和工期也很明确，而合同签订日期和项目动工时间却未提及。根据1912年10月14日参议院第93次会议记录，会议主席报告“筹备国会事务局来文言明年众议院地址即在财政学堂，已经招人承办”和当月23日的《申报》关于“筹备国会事务局咨请收管财政学堂以备改造众议院”的报道推测，筹备国会事务局关于建造国会议场之事属先办后报，而《申报》也是在参议院第93次会议后才发消息，据此推测，合同签订日期大约应在当年的8月中下旬至9月期间，而动工日期根据《申报》1913年3月29日“众议院之修建业经完竣” 的报道倒推，也应不晚于1912年10月。

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会建筑就此应运而生，承担起其应负的历史使命，并与民初国会结下不解之缘。

二、来自德国的设计者

民国国会议场的设计出自洋人，这也是当时西风东渐的例证。国会原本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物，中国当时并没有此类建筑，以西方同类建筑为蓝本也是一种便捷实用的做法。而让德国人罗克格设计中国的国会议场，或许能更好地洋为中用，这可能是当时发包方的考虑。其实还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国会议场并不是这位德国设计师与中国官方的首次合作，清末资政院大厦的设计就出自其手，那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尽管项目建设因清王朝灭亡而告停，可罗克格曾经与官方合作的背景也被新官僚们所熟知，并让其顺利拿到建造国会议场的合同，或许也是对他在资政院大厦项目上损失的一种补偿。

德国设计师库尔特•罗克格（Curt Rothkegel）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于1876年5月24日出生于德国西里西亚的大斯托里茨市（现波兰境内），是一位中学教师的儿子。1903年，德国为其在远东殖民城市青岛的建设部门招聘工程主管，并非正规科班出身的罗克格获聘并于同年秋天来到中国，在青岛开始了其终生为之努力、成就斐然的建筑师生涯，将那些由他亲手谱写的凝固乐章留在了中国大地。

1905年罗克格辞去原工作与建筑师伯赫曼(W.Borchmann) 合作成立了建筑事务所“营造式画师罗克格”，1907年在天津成立了罗克格营造公司。“一战”爆发后，罗克格于1914年秋赶赴青岛参加抵抗日军保卫青岛的战斗，在作战中被俘后被押往日本囚禁达六年之久。获释后的罗克格于1920年回到中国，继续从事建筑设计活动。1929年，53岁的罗克格返回德国，之后迁居列支敦士登，1945年去世。

在近代来华的德国建筑师中，罗克格无疑是最著名的。他设计的作品遍布中国的青岛、北京、天津、沈阳、厦门等多座城市，甚至远涉朝鲜。他的专业水平得到各方的赏识和肯定，朝鲜高宗李熙、清醇亲王载洵、庄亲王载勋以及袁世凯、张作霖等都与他有过交往。在许多招标项目中，他的设计常能力拔头筹，一举中标。罗克格的在华作品数量大、分布广，功能类型多样，风格千差万别，就像近代中国早期建筑发展状态的一个缩影。他本人也成为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上，探索将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风格相结合的先行者。如今，他在中国的尚存作品大多成为各类文物保护单位或具有标志性的范例，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

罗克格在北京设计的主要作品都有政府背景，首屈一指的当属清末资政院大厦。而其在1914年承担的正阳门交通规划和城门改建项目，则是民初旧城改造计划中一项开创性的重要市政工程。当时前门封闭的瓮城已成为交通瓶颈，改造势在必行。负责旧城改造的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京师市政督办朱启钤力排众议，聘请罗克格负责此项目的设计施工。改造后的前门将瓮城墙体拆除，并为变成单体建筑的箭楼增加了曲尺形双向登城梯道，给箭窗加装玻璃和西式半圆窗洞券套，还在端墙添加绶带形装饰等。前门城楼两侧各开宽9.5米的门洞两座，新修马路、人行道和排水暗沟，实现人车分流，各行其道，大大缓解了前门地区的交通拥堵状况，周边环境也变得整齐美观。但因瓮城拆除后前门失去了其雄伟浑厚的风格，尽管罗克格在装饰方面下足工夫，仍遭到时人非议，成为其建筑生涯中备受争议的一个项目。

在与官方合作的项目中，最有历史价值的当属民国国会议场，尽管其不是投资最多、体量最大的，但却是民国建元后中央政府的重要发包项目，也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会堂项目。

国会议场的设计主体采用了清末资政院大厦图纸中议会大厅的平面，将其高大的穹顶结构改为桁架，把外环宽阔的回廊改成了门廊，并将华丽繁缛的装饰去除。由于国会议场四周都是中国式屋宇，为与这些建筑相协调，特意选用中国传统建材青砖垒砌外墙，体现出设计者尊重周边传统风格的亲民色彩。1913年4月18日的《德文新报》对建成后的国会议场所做的报道中说：“前门附近新崛起了一座外形美观的青砖建筑，它就是临时国会大厦。”

国会议场合计耗资14.4万金马克，其中建筑造价约10.8万金马克，内部装修花费约3.6万金马克。

国会议场由两部分组成：一座建筑面积约1600多平方米的会议大厅和一个建筑面积为730平方米休息场所，后者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圆楼。对此，《德文新报》也有报道：除了会议大厅，“还设有许多小型厅室，议长的专用房间布置得尤其雅致，室内家具均为德国制造。此外，部长、政府代表及议员均可在各自的专用房间休息。”

圆楼与会堂同时告竣，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一座完整的民初国会议场，并建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步廊将二者有机连接在一起。直到1925年4月，这里始终是中华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行使职权的平台。

三、中国第一代会堂建筑的代表作

国会议场坐北朝南，平面呈正方形，砖木结构，中轴对称设计。“从外表上看，该楼并不显得硕大无比”。其主体为上下两层，但外立面按三层处理，在会议大厅上部的四面各作一排采光高窗，使建筑外观呈三层楼房状。南立面中央为三间三层，二、三层为每间有三组竖向窄窗。这种别具匠心的设计提升了视觉高度，使其更具国会议场之“范儿”。整组建筑立面用砖作壁柱竖向布置以分间数，层间有砖线脚装饰。其东、西侧立面风格同主立面一致。整体布局庄重简洁、匀称美观，具有古典主义风格。

国会议场屋顶为瓦楞铁坡形顶，二层顶部做叠涩檐口，三层在东西两侧处往里退，并配两坡屋顶，形成重檐效果。屋檐做砖砌三角山花。

国会议场南面是主要出入口，共设五门，一层中央为进入会议大厅的三个正门，东、西两头各设一个进入二层的楼梯门。五座大门的上方都有砖砌的三角楣。

正门内为一长方形门厅，会议大厅东、西两侧各有一狭长的侧厅。每个厅内都有三个与会议大厅相通的门。国会议场东侧居中处设一侧门，门外用一条东西走向的长廊将其与大院东边的建筑相连接。

大厅跨度东西为26.3米，南北为23.3米，屋顶采用木桁架钢拉杆结构, 下弦为圆钢，两端用钢套环与上弦木构件端部相连,使材料受力更为合理。建筑所用木材是从美国运来的红松，金属构件为德国进口。其中,所使用的大跨度钢拉伸结构和口径巨粗的紧固件当时在国内实属罕见，也使国会议场成为北京近代建筑由低跨度向大跨度发展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会议大厅内墙面用白灰粉刷，作西洋壁柱装饰。大厅内的顶部为穹隆状，加上厅内的弧形墙角，使这座外观为四方形的建筑，内部却给人一种微圆的感觉，难怪后来一些曾经在大院上学的学生称其为圆形的礼堂。大厅北墙上方的四个桁架之间设有与左、右两边的采光高窗尺寸相同的假窗，厅内分布着高悬的单体椭圆形吊灯和吊扇。

会议大厅的主席台设在北侧正中，穹顶，平面呈弧形。尽管面积不大，但与清末的资政院大厦的会议厅相比加大了许多，可形成作为剧场的舞台空间，因而模糊了会堂（assembly hall）与剧场（theatre）的空间关系，也被视为在中国早期会堂建筑中具有剧场化倾向的开端之作。

主席台居中靠前的位置设有议长席、秘书长席，两边为秘书席，其正前方为“演坛”。主席台两侧贴北墙处还各立有两排25个席位，前长后短，前排为政府委员席，后排是国务员席。主席台下方有用朱栅围出的长方形区域，内设速记席。栏杆左右两则分别有通向主席台的梯道。大总统的席位位于议长席后面，与封建王朝的皇帝不同，总统的座位“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与议院议长和他的两名秘书的座位平起平坐。这样设置的用意显然在于体现民国人人平等的原则。”

会议大厅一层的面积为600多平方米，席位按扇形阶梯式布置，5条贯通南北的通道将其分为6个两两对称的扇面。扇形的腰部另有一条宽1米左右、东西走向的弧形通道，将其横向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并在后半部再添4条南北通道。整个布局比例适中，匀称清晰。从主席台向南看去，一排排弧线形席位就像一道道水波，由短到长、由低向高，朝着会议大厅扩散，富有几何图形的美感。席位全部为木制连体桌椅，椅子可折起，“每个座位前有一张供议员使用的小台桌。”古棕色的座椅上有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五星图案，金属件上还有“BERLIN”等字样的阳文。

据《德文新报》的记载，会议大厅“中央和后排有六百五十个座位，……上、下议院如有要事共商，上议院则使用旁侧的三百个座位。”这样，一层大厅应共有席位950个。但从第一、二届国会众议院席次图看，则应为680个席位，第一届国会共有众议院议员589名，故当时有589个编号席位供议员参会时对号入座。而在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会合会的席次图上，座位的数量又发生了变化，众议院占据了大厅东侧四个大扇面的席位，共计596个，位于西侧的两个扇面则是参议员的议席，共246个，合计为842个席位。

由此推测，当时的座位并未固定在地板上，以便根据需要进行摆放。至于何时成为固定模式，还不得而知。而有文章说国会议场座位被固定是为了防止议员利用桌椅打架斗殴，则不够合理，因为连体的桌椅很难被用作武器，只有主席台上的椅子才有抛扔的可能，而设计者也不可能预料其后议员们会在这里上演全武行。《德文新报》所提的950个座位，应该是大厅在设计时所能容纳的最多座席数。

二层为旁听席，是ㄇ字形贯通式建筑，居南门厅和东、西侧厅之上，用壁柱作隔断共划分为11间包厢式阶梯座席，其中，南侧5间，东、西两侧各3间，两两遥相对应。共“设有座位三百五十个”。旁听席分为特别席、普通席和新闻记者席，“正面的楼座供外交官员使用”。旁听者需持有旁听券才能进入。

议会有旁听规则，对旁听券的发放、旁听者应遵守的规定、违规者的处置等都有明确的条文。而国会议场的设计也体现了这种要求，它将会议大厅的楼上、楼下严格分开，大厅内部没有直接通往二层的楼梯，以防止旁听者进入一层。楼梯间分别设在国会议场东、西两侧的南头，旁听者需从其外面的楼门进入，才能抵达旁听席。

圆楼位于会议大厅的北侧，其名称应是后人因楼内厅房平面为椭圆形而称之。有说，因袁世凯曾在这座小楼办公，故称“袁楼”，以后就取其谐音改为圆楼。这纯属后人臆造。事实上，袁世凯的总统府在中南海，袁本人也从未到过国会议场。据北京市文物部门考证，这种椭圆形的建筑在国内也属罕见。

圆楼同样用青砖砌筑，上下两层，小巧玲珑。屋顶为三角钢木桁架，南立面三间，每间有三扇竖向窄窗。二层檐部用砖砌出弧形线脚，顶为三角山花。其背立面风格同正立面，仅在与大门相对的位置作一个外弧造型。楼内东、西两侧的房间对称，北部居中为一个半圆门厅围合的椭圆形房间。

这座经辛亥革命风暴而催生的“极宏阔、装饰壮丽无比”的民国国会议场，“巍然高耸”在宣武门西侧，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新型建筑，她不但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会堂建筑的代表作，也是从清末资政院到民国国会建筑变迁的实证，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大转变时期建筑历史的演进过程，因而理所当然地在北京近代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四、百年历程中的“洗心革面”

由于世事更替，大院主人数经变换，位于大院内的国会议场也在历史进程中几度整容换装。

因国会议场建在众议院内，1913年落成时在其屋檐的三角山花上有右书“众议院”三个大字，表明其为众议院的议场。

1914年1月10日第一届国会遭袁世凯强行解散。1916年6月29日，时任大总统黎元洪发布恢复国会令，令“继续召集国会，定于本年8月1日起继续开会。”并命令筹备国会事务局“迅速筹备国会事务”。据此，筹备国会事务局派人对参、众两院的议场进行了修整，并按内务部要求在7月25日前完工。这应是国会议场建成后的首次维修，尽管不像参议院议场那样大费功夫，主要是对损坏的桌椅进行修理，但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也是在此时完成的：在1916年8月1日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开会时，国会议场屋檐三角山花上的大字已由“众议院”改成为“议场”。因为从设计之初她就不是按众议院独家专用来考虑的，它还承担了国会会议大厅的功能，参、众两院会合会、宪法会议、选举总统会等都要在这座能容纳近千人的会堂召开。将“众议院”改为“议场”，这有意为之的笼统称谓，则更具包容性，也属实至名归，应该就从这时起，这座会堂才正式被称之为国会议场。

1925年4月26日，段祺瑞下令废弃法统，解散国会，民初国会就此寿终正寝。1925年11月，前身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因校址不敷，请求教育、内务两部拨还参议院（前法律学堂地址）、众议院（前财政学堂地址）为校址，旋奉批准。”之后，直到北平解放，大院的主人始终都是高等院校，民国国会议场因变换了使用者也顺理成章改称为“大礼堂”，而屋檐三角山花中的 “议场”二字也被“礼堂”所取代。

1928年11月，国立北平大学（简称平大）成立，改组北京法政大学为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1931年暑假期间，平大法学院也曾对大礼堂进行过维修，并有如下记载：

“大礼堂内全部墙壁及灰顶均照原样刷红色浆或大白粉浆两道，灰皮脱落者抹饰齐整。四围天窗玻璃及壁上暖气管均油白粉油二道。（据此可判断，有文章说1955年新华社大礼堂维修前，礼堂内的墙壁上还留有民国议员在开会时打架互扔砚台等留下的墨迹，应属臆想。）”对礼堂“外面四围玻璃窗及顶上旗杆均照原色油新。”将三角山花上的 “‘礼堂’二字拆去，另做新字，”在字的上方还加装了绶带形装饰。

直到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四院时，大礼堂屋檐三角山花中的右书“礼堂”二字依旧保留。

1949年3月，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欢庆中，华北大学三部进驻大院，取代北京大院四院成为大院的新主人。在其驻留的短短5个月中，他们不但给大院带来了激情燃烧的朝气和活力，也为大礼堂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为了满足演出需要，他们把主席台扩大了约三分之一，并修建了乐池，为此共拆除了第一排东、西两侧的4条长桌和12个坐椅。这两点改变，使原本作为会场之用的大礼堂更具剧场特性。

到此，连接作为会场的大礼堂和作为休息厅的圆楼之间的步廊应该已被拆除（最晚也应在1955年大修时被拆除）。之后，圆楼大门上方修建了用水泥圆柱支撑的方形门罩。这样，原本为同根生的两个建筑彻底分家，均成为独立的单体建筑，以致对那段历史不甚了解的后人在提到它们时，总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1949年9月26日，新华社进驻大院，成为这里最终的主人。作为大院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当时在京城很有名气的大礼堂颇受新主人的青睐，成为新华社日后召开大会、举行讲座和开展文娱活动等的最主要场所。

1955年，大礼堂进行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大修，增设消音顶棚、日光灯具，使大礼堂的舞台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在礼堂南立面的中央增置了跨越三个主出入口的钢筋混凝土出挑门罩，在东、西楼门上也各装一个出挑门罩。对原有的三个台阶进行了改造，除去了台阶两侧砖砌的垛子，由一面台阶改为三面均有踏步，主出入口前的平台宽度也加大到与门罩等宽，台阶位置相应向外推移。

此时，大礼堂屋檐的三角山花上已无任何文字图案装饰。或许是因为那时国家已推行简化字，且书写方式也改为从左至右。原有的右书繁体“礼堂”显然有不合时宜之嫌，故将其一除了之。至于如今大礼堂三角山花中央的红色五角星究竟是何时装饰，目前尚未找到任何资料。

改造后的舞台面积约为170平方米（包括休息室），舞台栅顶距舞台面净高约为5.5米，设镜框台口，台口宽度约lO米，高度约4.6米，台口中线距舞台后墙约8米，使大礼堂的剧场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大院之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供了理想的平台，也让从小就在大院生活的我们有了更多美好难忘的记忆。

据推测，还有两点改变应该也是在1955年大修后发生的。一是在南侧二楼中央三间的上方打出水平隔断，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层，在此空间内修建了一个放映室。从此以后，那源源不断的电影大餐不但是我们的期盼，也让我们在享受精神文化滋养的同时，开阔视野，得到升华。

二是一楼的桌椅也有改变。从民初国会议场的照片上看，当时每个座席前的桌面下方都带有一个小抽屉，抽屉总数与座位数相等，故有“每个座位前有一张供议员使用的小台桌”之记载。到平大法学院时，礼堂内的照片上仍能见到带抽屉的长桌。而在我们的记忆中，礼堂的桌子已只有一个台面了。除了1949年华大三部在修建乐池时拆除的12个座位外，这次大修又因后部坐席位置的调整减少了46个座位，使带桌子的座位数变为634个。而在礼堂的东南和西南墙角，则分别增添了若干靠墙的座位。挨着主通道的桌边还设有能折起来的加座。

2001年再次对大礼堂进行了全面抗震加固与改造。木地板全部除旧换新，去掉了原有的木桌，并将之前的木椅全部更换成皮革座椅。乐池也被改造成具有升降功能的平台。电气、音响设备更是推陈出新。拆除了楼梯间的南墙，并对楼梯进行改造，无论从礼堂正面东、西两头的楼门或从其东、西侧厅内都能直上二楼，楼下楼上严格分开的设计初衷就此被摈弃。

大礼堂的吊顶、北墙上方的桁架之间及照明灯饰等更是推陈出新。1955年的大修，给礼堂加装了消音板吊顶，使原来的穹顶变成平顶，去除了桁架之间的假窗，照明灯具被日光灯取代，吊扇也不再采用。经过2001年的大修，不但礼堂的顶部和照明又换新装，还在四个桁架之间，沿上弦木构件内边缘作了封堵，使该部位的原始模样痕迹全无。

这次的改造可谓是大礼堂的一个“华丽转身”，设施倒是现代、舒适了，可国会议场的历史印记又被擦除了许多。

其实那时的大礼堂早已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而这种破坏性的改造仍旧在其后堂而皇之地发生了，难道保护文物就只是保护其外壳吗？

2010年4季度，又开始对礼堂的会议及灯光系统进行改造，包括音视频系统设备、舞台机械设备等都作了换代升级，使大礼堂的设施和功能更上层楼。

2013年7月，在大礼堂百年诞辰之时，再次对其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内部维修，重点是为屋顶做防水处理，同时也将内墙重新粉刷。

施工期间，大礼堂内搭脚手架，座椅全部穿上“防护外衣”，并在其上搭行走木板，从二楼搭施工木板以进行顶部作业。虽不是全面大修，但也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程。

大礼堂几经维修改造，品质和功能节节升高，尽管外表变化不大，内部设施可谓脱胎换骨，其主要用途还是作为开会、文艺演出、电影放映等大型活动的场所。

圆楼则恰恰与之相反，尽管保住了更多的原汁原味，但其用途却因院主的更换而数次变化。

建成之初，作为国会议场的配套设施，它是供总统、议长、国务员等休息或专用的场所，是极少数够级别者才能享用的高档区。平大法学院时期，学院院长在此办公。作为北大四院后，这座夏天时被碧绿的爬山虎包围着的圆楼先是作为女生宿舍，1947年9月又改为男生宿舍。1949年9月26日新华社进驻大院之初，圆楼是机要科的办公地。之后这里还曾作过文化学校、工会、会议室、展室、集体宿舍、少年之家等，文革前是新华社警卫连的驻地。如今，它是新华社老干部局宣西片的老干部办公室和老年活动站。

五、历史沧桑的见证者

国会议场位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新华大院中，自从建成后，大院中发生的故事大都与其有关联。这座百年会堂不但是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见证着云聚云散、潮起潮落、风雨沧桑的历史轨迹。

1、民国国会时期

国会政治是民初国人将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用于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实践，因民国国会而诞生的国会议场，不但是中华民国第一个最高立法机构的活动平台，也是中国早期议会政治历经坎坷、风雨飘摇、云谲波诡、角斗博弈的目击者。

第一届国会成立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新建成的民国国会议场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

上午9时起，身着特制礼服、胸佩议员徽章的国会两院议员齐集会场，参会议员共计677人，其中参议院177人、众议员500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陆军总长段祺瑞等多位总长及大总统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列席会议，中外各界观礼代表达千人，旁听席被挤得水泄不通。

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因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领导人坚称，如其到会，仅视同来宾，不以总统之礼待之，故只好放弃赴会。而临时大总统的致国会开会颂辞也因议员的反对未能在会上宣读。

11时典礼开始，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向大会报告会议准备及到会情况，推举代表中最年长者杨琼会议任临时主席，由筹备参议院事务处委员林长民代其宣读由国民、共和、统一、民主四党推举7人共同起草的开幕辞。

之后，议员和国务员、政府特派员向国旗行三鞠躬礼。礼毕到议场外合影留念后散会。

中华民国首届国会的大幕就此在国会议场正式拉开。

（第一届国会于1914年1月10日被袁世凯强行解散）

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闭会

1913年4月8日，在第一届国会成立的当天下午，根据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三章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的规定，北京临时参议院在国会议场举行闭会典礼。

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悉数出席。会议主席吴景濂致闭会辞，临时大总统委托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代致参议院闭会辞、总理赵秉钧委托司法总长许世英代为宣读国务院参议院闭会辞。

在举行完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合影留念，与会者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后散去。

北京临时参议院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到此宣告结束。

袁世凯“逼宫”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为夺得大总统的宝座，亲自导演了一场逼选总统的政治闹剧。

当天一大早，袁世凯指使京师警察厅和拱卫军的数千名军警身着便衣，假扮“公民团”，将国会议场团团围住，威逼议员必须选出他们中意的大总统，否则就不准离开议场。议员从早上8点进场一直熬到晚上10点，饿着肚皮被迫进行了三次投票，最终让袁世凯的得票数勉强凑够法定的四分之三，当选为正式大总统。

组织“公民团”威逼国会的卑劣伎俩始于袁世凯，并被其之后的继任者沿袭，使其成为肆意践踏与破坏中华民国法律之第一人。他为了登上大总统的宝座，软硬兼施，除动用武力，还用金钱收买有影响力的议员，开民国贿选之肇端。时评：袁世凯是用了七分武力和三分金钱才当上的正式大总统。

民国政府首次“国考”

1914年～1915年，民国政府举行了其成立以来旨在选拔县知事的首次全国“公务员考试”。此次被称为“县知事试验”的“国考”是现代文官考试的首次尝试，在中国选官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考试共举行了四届，由内务部主持。因此时的首届国会已被袁世凯非法解散，参、众两院由内务部接管，故四届考试均借众议院院址举行，国会议场也变身为考场。

民国政府考试非常重视，组织了负责整个考试事宜的知事试验委员会，时任内务部长的朱启钤亲任首届知事试验委员会委员长，另设办事机构－－知事试验事务处。为保证知事试验有章可循、顺利进行，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制度，包括指导知事试验的法律、与县知事试验的配套法律法规、针对考生、考官、考试服务人员以及考试具体环节的规章制度等等。同时通过《政府公报》及各级报纸广泛宣传造势，以吸引各地贤才报名应试。第一届报名人数达2068人，到第四届则达到近万人。

每届知事试验均进行四次考试：依次为甄录试、第一试、第二试和口试。考题一改科举时的呆板枯燥与无味，能与现实生活和当时重大国情相关，旨在对考生的行政事务理解力、辨别力以及实际工作能力的考查。

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开会典礼

1916年8月1日，被袁世凯于1914年1月10月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在众议院国会议场举行第二期常会开会典礼。到会参议员139人，众议员318人。中外来宾千余人。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及各部总长等均出席会议。

10点整会议开始。会议主席、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致开会辞，大总统黎元洪致颂辞，并补行大总统的就职宣誓。

宣誓毕，各归休息室茶点，之后在议场前合影留念。

（1917年府院之争，张勋入京复辟，逼迫黎元洪于1917年6月12日非法解散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

第二届国会开院式

张勋复辟失败后，北洋政府被段祺瑞掌控。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第一届国会，重新制定法律并选举新国会（第二届国会）。

1918年8月12日，第二届国会开院式在国会议场举行。由于该届国会由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所控制，故又被称为安福国会。

到会参议员107人，众议员258人。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国务总理段祺瑞及各部总长等出席会议，驻华使节、中外记者和各界来宾坐满了旁听席。

上午10时，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内务次长于宝轩报告开会，推举年长的李兆珍任临时主席并致开会辞，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分别致颂辞。全体与会者向国旗三鞠躬，礼毕退席，在议场前合影留念。

（1920年8月30日，第二届国会第三期常会在一片反对讨伐声中闭会，从而在事实上宣告了第二届国会的终结。）

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第二次恢复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北洋政府转为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控。提出“恢复法统”，迎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务，解散第二届国会，重新恢复第一届国会。

1922年8月1日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被第二次恢复。因第二期常会的开会式已于1916年8月1日举行，故此次恢复不再举行如何仪式。

此时，距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的会期结束只剩48天。

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闭会式

1922年9月18日，在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届满之日举行闭会式。

到会参议员165人，众议员378人。大总统黎元洪及外交、农商总长，财政次长出席，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任会议主席。旁听席上人山人海，除各报记者外，中年妇女尤多，议员太太也不少。

上午10点5分开会，会议主席王家襄致闭会辞，大总统黎元洪致颂辞。赞礼员宣布向国旗三鞠躬后，主席宣告闭会礼成，奏国歌后退席，在议场前留影。

当日，参、众两院向全国发出闭会通电：“两院第二期常会业于今日届满闭会。特闻。”

第一届国会第三期常会开会式

1922年10月11日，第一届国会第三期常会在国会议场举行开会式。到会参议员139人，众议员329人。大总统黎元洪、署国务总理王宠惠率内阁阁员等出席。

刚宣告开会即有议员站出对众议院议长、会议主席吴景濂发难，致使议场秩序大乱。后将扰乱秩序的议员驱逐出场后，吴景濂才匆忙致开会辞。待大总统黎元洪致颂辞时，台下再次出现混乱。以致原本打算以全体国务员名义致颂辞的王宠惠不得不放弃。与会全体在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后，国乐大作，会议主席立即宣布礼成、散会、退席。在议场门前合影时，又有议员跳出来捣乱。

当天还有一些外国人前来观会，目睹中国议会开会式的混乱场面和一些议员的无理取闹，无不啧啧相议，也遭国人之耻笑。

曹锟总统贿选丑剧

1923年10月5日，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场贿选丑剧在国会议场发生。直系军阀的头子曹锟为登上总统宝座，采取了许多恶劣手段，遭到各省反对，国会议员纷纷离京，致使国会无法召开。曹锟知道，要把离京议员吸引回京，以凑足法定的当选总统所需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只有靠金钱铺路。于是其采取贿选办法，对选举他当总统的议员每人发5000元，共用去贿款达1356万元。最终，曹锟以480票“当选”。

曹锟及国会捧曹头头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置国人的抗议和反对而不顾，明目张胆地践踏国法的贿选罪行，立即激起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一致声讨。受贿的议员被斥为“猪仔议员”，国会也被贬为“猪仔国会”，而曹锟也因臭名昭著贿选丑闻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华民国宪法》正式公布

1923年10月10日，在国会议场举行《中华民国宪法》公布仪式。参会议员每人分送红皮宪法印本一份，金质宪法纪念章一枚。由众议员议长吴景濂宣读《中华民国宪法》全文毕，全体鼓掌，呼“宪法万岁！”，向国旗行三鞠躬礼。

之后，贿选总统曹锟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

《中华民国宪法》又称民国十二年宪法，是第一届国会以《天坛宪法草案》为基础，经过多次宪法会议的制宪结晶，是我国首部维护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根本大法。但因为其最终是由参加贿选的议员匆忙修改通过的，故遭到反直同盟的通电否定。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权后，即将其废止。

国会临时会开幕

1923年10月26日，在国会议场举行第一届国会第三期临时会开会式。

第一届国会第三期常会原定会期4个月，本应在当年2月11日闭会，但恋战的议员不愿放弃手中权利，将会期延长8个月。10月10日闭会期限到来，想将自己的任期无限延长的议员又以宪法细则等案未议为由开起了临时会。

参会议员共300余人。总统府和国务院只派海军总长李鼎新为代表出席。众议院议长、会议主席吴景濂致开会辞，李鼎新先后代表大总统曹锟和国务院致颂辞。

会场因议员的发难一度造成混乱。国会开会礼一次不如一次，也预示着国会气息奄奄的前景。

议员上演全武行

从第一届国会伊始，有关国会议员的在议场中的种种劣迹即遭国人之耻笑。然而议员们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愈演越烈，甚至将议场当作武馆，本应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们大打出手，上演了一幕幕全武行秀。

《申报》1924年8月8日的短文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我们这个神圣的国会议场难道已改做了流氓吃讲茶和打架的场所么？打打打，这可是国会中唯一的事业么？打打打，这可是议员们应尽的责任么？将来我们倘要给国会记録年来的成绩亦只有这三个字,道,打打打。”

第一届国会国会终结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战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925年4月24日，段执政下令弃法统，解散国会。警察厅随即派警察封锁参、众两院，遣散两院夫役。内务部也派员接收国会印信、文件、器具。参、众两院院址之后由内务部接收。

至此，第一届国会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会议场的历史使命业已完结。

2、北平解放前的高校时期

第一届国会被段琪瑞解散后，国会大院又“改换门庭”，成为高等院校的所在地。名随主变，国会大院因院主的更替而改变院名，国会议场也变身为院主的大礼堂。昔日的国会议席，如今已被高校的师生所取代。在之后近代中国历史阶段的风云变幻中，其阅历愈发丰富，底蕴更加厚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分盟成立大会

1930年9月18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分盟（简称北方左联，亦称北平左联）在平大法学院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中共北平市委，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代表先后演说。会议通过了《理论纲领》、《行动纲领》和《成立宣言》三个文件，选出执行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

北方分盟的成立，推动了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

战前演出

1932年1月19日，“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共青团曾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动了约一千多青年群众，痛快淋漓地砸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这次行动的前奏就是北平共青团组织剧联到平大法学院大礼堂举行的战前演出。演出的剧目是描写受苦的工人们为改善生活待遇而进行罢工斗争的《工厂夜景》和讲述一个工人家庭父子二人失业、挨饿、讨饭、父亲饿死的《到明天》。演出结束后，即有团员上台进行政治鼓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不抵抗主义的罪行，号召大家去捣毁国民党市党部，借以推动国民党出兵抗战。“要求国民党出兵抗战、收复失地”、“坚决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响彻整个礼堂。群情激愤的青年涌出礼堂，直奔国民党市党部。

北方左翼联盟的活动场所

1932年2月25日，“北平分盟”成立之后，即联合“苞莉芭剧社”、“呵莽剧社”、“新兴剧社”（即艺术学院剧社）等进步剧团演出，北平大学法学院礼堂就是其重要的演出场所，在这里上演过田汉的《乱钟》及《工厂夜景》、《血衣》、《S.O.S》等剧作，反响很大。

中华学艺社年会

1934年4月4～６日，民国时期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体之一中华学艺社第五届年会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举行，各地社员近200人齐聚在此。同时举行社员大会及总分社职员联席会议。王兆荣主席报告开会意义及该社成立以后经过、北平市长袁良、市党委周炳琳等致词。大会的开幕式、学术演讲、报告会、宣读论文及大会宣言等诸多活动都是在法学院大礼堂举行。

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

1936年1月12日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在平大法商学院大礼堂成立。参会者有女律师、女教员、家庭妇女、女工及大中学校女生代表。会议选举刘清扬为主席，郭见恩（郭健）为副主席，委员有张晓梅、孙文淑、劳君展等。会议通过了联合会会章和宣言。宣言号召广大妇女“要和男子一样的负起争取民族解放的责任”。会议通电反对中日南京会议，敦促政府立即出兵抗日。

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

1936年1月27日，马叙伦、白鹏飞、张申府、黄松龄等在平大法商学院大礼堂召开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大会。

到会者300余人。平大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报告救国会成立经过，主席团代表马叙伦报告组织该会之意义。大会推举马叙伦为主席，白鹏飞为副主席，许德珩、李达、陈豹隐等为干事。大会讨论通过了会章，宣读了由马叙伦、白鹏飞起草，并约集了149人署名的《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宣言》指出，中国的危机已到了最后关头，只有起来抵抗，才是民族的出路，也是我们的责任。并庄严宣誓：“我们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

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后，推动了各界的抗日活动。

北平学联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

1936年12月4日，北平学联在平大法商学院举行扩大座谈会，会后发表《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对青岛日军登陆宣言》，并电广西李宗仁等，欢迎他们请缨抗敌。

次日，北平学联继续在平大法商学院召开扩大座谈会，到会的有：北大、师大、平大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民国学院、师大附中、女二中、中华、翌教等校学生1500余人。会议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为新的‘一·二九’而斗争”。

平大法学院时期的集会、教学、演讲及文化活动等的场所

1928年～1937年的平大法学院／法商学院时期，大礼堂是学校集会、教学、演讲及文化活动等的重要场所。

学院每学期的开学典礼、每年的祭孔、纪念国父孙中山等重大活动都在此举行。学校著名教授的讲课多在此进行，且部分年级、系别、校内、校外均可来听课，每逢其时，常常会出现座无虚席的爆棚景象。而保留了国会议场原汁原味的大礼堂，也成为学生实习的理想场所。一些中外名人被学校聘请来此发表演说，用自己的真知灼见为学生输送新鲜的养分。学校的大型文化活动更是离不开这里的舞台。

目睹群魔乱舞，冷观汉奸养成

1938年1月10日，汉奸学校新民学院在原平大法商学院成立。之后，大礼堂成为学校重要的活动场所，每年的1月10日，都在此举行校庆活动，直到新民学院垮台。

北京大学复员北平开学典礼

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在北大四院大礼堂隆重举行复员北平开学典礼。正式执掌北大的胡适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回顾了北大48年历程后，自豪地说，“今天的北大是大多了……可以说，比联大时期大了一倍，比旧北大大了三倍，学院也增加了三个。”他还说：“我只作一点小小的梦想，只想使她成为一个像样的学校，成为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

此时的北大设有文、理、法、农、工、医等6个学院，33个系，学生人数达到3800多人（含沈阳等新生），教职员工数达到1300多人，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学科设置最多、学生人数最多、师资力量最强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综合性大学。

会后参会的全体师生在大礼堂外用摇头相机拍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照。

纪念西南联大学九周年校庆活动

1946年11月1日，北大四院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来自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师生云集在此，为纪念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联合举行盛大的校庆活动。

作为主会场的大礼堂里挤满参会的师生，三校校长梅贻琦、胡适、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字子坚）先后发言，讲述八年来联大的史诗和三校的“通家之谊”，无不感慨万分。吴晗、费青、冯至等著名教授先后发表演讲。在大礼堂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并从10月31日至11月2日连续三天举行校庆游艺晚会。

演出《凯旋》

1947年五四期间，北大剧艺社四院分社在北大四院礼堂演出话剧《凯旋》。该剧是被国民党当局禁演的剧目，被北大剧艺社复演后，反映强烈。于是四院分社成员也排练了该剧，将其搬上四院的舞台。

助学运动的重要战场

在7～8月暑假期间，华北学联根据全国学联提出的办助学运动，解决同学本身实际困难的意见，开展了北平助学运动。这是北平学生举行的一次合法的、广泛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的经济运动，实质是揭露国民党打内战、摧残教育，是一场不提政治口号的政治斗争。北平31所大、中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参加，共募集捐款5亿多法币，使1500名贫困学生得到了资助，解除了他们的失学危机。

演出《黄河大合唱》

1947年9月，在北大四院礼堂举行三场助学运动义卖演。

参加演出的是北大“沙滩”合唱团和“大地”合唱团，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演出的压轴节目。参加演出的是北大“沙滩”合唱团和“大地”合唱团，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演出的压轴节目。

演出反响巨大，场场爆满。许多没买到票而要求进场的人们，长时间聚集在礼堂门外，始终不肯离去。实不得已，演出方只好将入场券的票根权且代替入场券售出，这才使那些原本无票的人们得以入场观看。同时，多卖的票款也增加了助学运动筹款数量，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

联袂公演陈白尘的多幕讽刺剧《升官图》

1947年9月上旬，北大剧艺社、清华剧艺社、燕京海燕剧团和清华沙坪剧社在北大四院礼堂公演陈白尘的多幕讽刺剧《升官图》，为助学运动筹集捐款。该剧无情地揭露了当时中国政治的丑恶、腐败和无耻，鞭笞那些贪婪吮吸老百姓的鲜血的统治者，因此，在上海公演后即遭禁演。而这次敢冒官方之大不韪，在北平将该剧搬上舞台，令社会瞩目，当局十分“关注”，特务放风要砸戏。这却再坚定了大家一定要将其再度辉煌的决心。

1947年9月5日晚，《升官图》在北大四院礼堂彩排，招待新闻界。9月6日至10日正式公演5天。《升官图》针砭时弊、淋漓尽致地再现国民党的官场现形记，引起观众强烈共鸣，掌声、笑声中透着愤恨。为了助学募捐，票价一个“袁大头”（银元）一张，票价不低，然而连演五场，场场爆满。不得已，9月7日、9日又加演两个日场，一天两场戏。演出期间，专门有一个班子与前来滋扰的军警、特务周旋，使演出得以正常进行。

助学运动总结大会

9月13日，北平助学委员会总会在北大四院礼堂召开总结大会，至此，助学运动胜利结束。

进步文化团体的演出平台

在“抗暴”运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和“助学”运动中，北大四院的礼堂不但是学校进步社团最活跃的舞台，也成为许多进步文化团体的演出平台。

演出歌剧《年关》

在1947年底北大学生自治会北大四院礼堂连续几晚举行募捐义演，其节目都是具有革命进取精神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深受观众欢迎。而每晚由北大民间歌舞社演出的的压轴戏《年关》更是令观众激动不已，因为它就是解放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的笫一幕（四场）。为了演出前不受敌人的阻挠，同时又能切合实际地标明第一幕的主题内容，就定名为《年关》。

这次演出很成功，它不仅达到了义演募捐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演出了反映封建压迫的戏剧，使广大观众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以致在北平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解放区的报纸也刊载了演出的消息，予以称赞，国民党的报纸则责骂学生上演了“匪戏”。北平市各大中学校的同学对《年关》倍加热爱，看过以后奔走相告，人人争相购票，冒着严寒与风险去看戏。有的中学里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等组织同学集体观看，北大等校的一些教授、学者看后还纷纷发表了观后感，刊登在《北大民间歌舞社通讯》上。之后，《年关》还到校外进行巡演，影响不断扩大。

演出话剧《原野》

1948年4月清华剧艺社在北大四院礼堂演出曹禺先生的话剧《原野》，共演出三场，北大剧艺社四院分社热情协助。

公演苏联西蒙诺夫的名剧《俄罗斯问题》

1948年的五月，北大剧艺社在北大四院大礼堂公演由茅盾翻译的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名剧三幕七场的《俄罗斯问题》。当时国民党政府成立特刑庭，到处发生捕人、流血事件，尤其是在“四月风暴”中，国民党政府纠集强迫一些搞了一个“反苏反共大游行”，将矛头不仅直指华北学联，也指向北大。在此背景下，北大剧艺社还敢迎头硬碰这样一个犯禁的的题材，实属勇敢之举。

5月9日至12日，在北大四院礼堂连演4场，接着在清华礼堂又演出2场，场场座无虚席，受到观众的热情赞赏。这是西蒙诺夫的剧作首次在中国公演，社会反应强烈。演出期间，《新民报》的“天桥”栏目天天都有评价文章，轰动一时。

演出活报剧《我们不哭，我们恨》

1948年“七五血案”发生后，北大剧艺社四院分社赶排了活报剧《我们不哭，我们恨》。剧情描述一个东北同学流亡进关后，家里双亲日夜盼着平安家书，没想到却报来了儿子惨遭杀害的噩耗。妹妹觉醒了，选择了一条光明的路。此剧先在北大四院大礼堂演出，后到铁狮子胡同东北同学住地演出，反映强烈，引起巨大共鸣。许多东北同学看到痛处，失声痛哭，后来，该剧导演等还应邀到宣武门城门洞，帮助住在那里的东北同学自己排演，在东北同学中巡回演出，扩大了宣传效果。

3、北平解放后

自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昔日的国会议场焕发出新的活力。这座当时在京城颇有名气的会堂，不但成为中国共产党代领人民走向新时代进程中一些重要活动的载体，更是新中国文艺之花的绽放之地。

北平地下党大会师

1949年2月4～5日，在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后的第二天，中共北平地下党在北大四院礼堂举行胜利会师大会。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下的北平学委、工委、铁委及平委总支委员以上的2000多名干部参加了大会。

会议由彭真主持，叶剑英、林彪、薄一波、聂荣臻、赵振声（李葆华）、刘仁、萧明等出席了大会，并作了报告和讲话。这次会师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北平由地下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折，党的工作也由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转入人民新政权的建设，同时也是对北平地下党全体成员的“大阅兵”。

民国国会议场作为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见证者而增添了她的文史价值，并于2013年6月被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领导小组评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纪念地”。

北平市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

1949年2月21日北平市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四院大礼堂开幕。到会的一共有代表193人，代表北平市大中学校122个。北平市长叶剑英，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北京大学敎授许德珩，燕京敎授雷洁琼等出席并讲话。大会通过北平学联的组织章程，正式成立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选举学联的执行委员和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电文。会期持续4天，24日的闭幕式仍然在四院礼堂举行。

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9年5月4日～10日, 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华北大学三部礼堂召开，来自全国各解放区的优秀青年代表们会师于此，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吴玉章等领导亲临开幕式。

大会组建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 通过了联合会章程, 选举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廖承志同念为青联会主席, 作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首席代表，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工作。

庆祝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护士节

1949年5月12日，是“五一二”护士节。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及公、私立医院工会为了庆祝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护士节，联合市公共卫生局在华北大学三部礼堂召集全市护士工作者举行纪念会。

入团宣誓仪式

1949年5月15日，北平市北京大学、中法大学、汇文中学、四存中学等七十五个大中学校二千三百二十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在华北大学三部礼堂郑重举行入团仪式。二千三百二十一只右手高高举起，高声地宣读誓词。决心忠诚为人民服务。

听取时事报告

1949年5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华北职工代表团等六个单位在聚集在华北大学三部礼堂，听取最近出席拥护世界和平大会返国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同志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世界和平，包括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世界起了什么影响，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等问题。

华北大学三部的文艺舞台

1949年3月，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华北大学三部于迁入北平，进驻大院。而成为华北大学三部的大礼堂，更是这些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开拓者们最理想的舞台。从这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精彩演出，让新中国的文艺之花在此绽放。

4、新华社入驻后（截至到1966年8月）

1949年4月26日新华社接替华北大学三部入驻国会大院，成为其最终主人。大院因新华社的到来而再度改名，之前的华北大学三部礼堂也改称新华社大礼堂。

当时的大礼堂不但是新华社最主要的会议和活动中心，也是在大院工作、生活的大人和孩子们的文化娱乐中心，同时还为附近单位、学校服务。大礼堂在大院周边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她不但是几代新华人的心存，更是我们这些生于大院、长于大院的孩子们挥之不去的记忆。

新华社的文革运动也是从大礼堂开始的。1966年初夏，文革之风还未在整个社会席卷之前，由于新华社的特殊地位，大院已经暗流涌动，而大礼堂则再次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文革前夕我们熟悉的大礼堂突然变得神秘起来，电影不演了，也不让孩子们随便进入，一副距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时不时会有人夹着卷纸一脸严肃地走进礼堂，之后又空着手出来。不久，社长出事了的小道消息开始在孩子中传播，直到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社会上闻风而动后，大礼堂的门禁才被打开，原来这里已挂满了五花八门的揭批大字报。

1966年8月10日，新华社中层以上干部受到全面冲击，大礼堂则成为最终的批斗会场，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辛勤耕耘的老一代新闻人在这里蒙受了人身的凌辱和攻击，并统统靠边站，从此，造反派在大院掌权，新华社的正常工作秩序彻底被打破。

同年8月底，新华社靠边站的中层干部被先后赶出大院，搬到甘家口和皇亭子等地居住，孩子们也不得不与大院告别。曾经帮我们打开眼界、增添知识、丰富阅历，给我们带来愉悦美好的大礼堂，惨遭蹂躏，成为“走资派”的批斗场、造反派的派仗场，文革运动的鼓噪场，静默无言的大礼堂见证了新华社十年浩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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