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会堂

在新华大院所有的老建筑中，最为我们熟悉的莫过于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带来无尽欢乐和永恒记忆的大礼堂了。这座历尽沧桑的百年建筑，在建成后的十多年间，曾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她不但是有着许多标志性符号的近代中国的第一代会堂建筑，还是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的目击者和见证者，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重要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一、时代的产物

新华社大礼堂原为 “民国国会议场”（以下简称议场），它是时代的产物，从一诞生就承担起历史使命，成为民国初年国会举行会议的场所。国会议场于1912年动工，1913年建成使用，今年正好是其百年诞辰。

• 借用法律学堂作为院址的资政院议场

民国国会议场溯源在清末。在当时的兴学浪潮中，位于宣武门内象房桥的东、西两侧先后建立了两所高等学堂，这就是西侧的法律学堂（1906年开学）和东侧的财政学堂（1909年开学）。1910年，法律学堂被清末成立的资政院借用，作为其院址，并于10月3日在此举行开院典礼，开始了为期百天的资政院第一期常年会。而与法律学堂隔街相望的财政学堂，也成为资政院议员在会议期间常来休憩、议事的地方，与中国议会萌芽时期议员们的咨议活动发生关联。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1912年1月28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同年4月5日迁至北京。曾被清末资政院借用的法律学堂又成为临时参议院的院址，4月29日举行开院礼后，议员们开始审议各项法案。在此期间，财政学堂不但是一些议员的寄宿舍，也是议员们常来光顾的地方。

5月7日, 临时参议院开会审议《国会组织法大纲》第一条，一致通过国会采用两院制，但在两院的名称上却是众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几经反复，终于在6月27日通过将两院定名为参议院、众议院。8月10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同时公布的还有《筹备国会事务局官制》。据此，临时政府内务部即有筹备国会事务局之设，负责国会开会的筹备事项及议员选举程序事项等。

• 众议院大门

• 参议院大门

在筹备国会开会的诸多事务中，“国会场所尤宜亟先筹备当。”被临时参议院正在借用的法律学堂与其近邻财政学堂进入筹备国会事务局的视线，“经酌定，参议院即仍前地址，稍加修饰；众议院则商借财政学校操场内建筑议场。”并“与德国工程师罗克格订立合同，限五个半月完工。由局派员督察。” 而法律、财政两学堂则奉教育部命与位于李阁老胡同的法政学堂于5月合并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址设在原法政学堂。

• 中国的第一座国会建筑

由此可知，国会议场项目的甲方应是筹备国会事务局，议场的建设地点、承包方和工期也很明确，而合同签订日期和项目动工时间却未提及。根据1912年10月14日参议院第93次会议记录，会议主席报告“筹备国会事务局来文言明年众议院地址即在财政学堂，已经招人承办”和当月23日的《申报》关于“筹备国会事务局咨请收管财政学堂以备改造众议院”的报道推测，筹备国会事务局关于建造国会议场之事属先办后报，而《申报》也是在参议院第93次会议后才发消息，由此推测，合同签订日期大约应在当年的8月中下旬至9月期间，而动工日期根据《申报》1913年3月29日 “众议院之修建业经完竣” 的报道倒推，也应不晚于1912年10月。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国会建筑就此应运而生，承担起其应负的历史使命，并与民初国会结下不解之缘。

二、来自德国的设计者

民国国会议场的设计出自洋人，这也是当时西风东渐的例证。国会原本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物，中国当时并没有此类建筑，以西方同类建筑为蓝本也是一种便捷实用的做法。而让德国人罗克格设计中国的国会议场，或许能更好地洋为中用，这可能是当时发包方的考虑。其实还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议场并不是这位德国设计师与中国官方的首次合作，清末资政院大厦的设计就出自其手，那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尽管项目建设因清王朝灭亡而告停，可罗克格曾经与官方合作的背景也被新官僚们所熟知，并让其顺利拿到建造国会议场的合同，或许也是对他在资政院大厦项目上损失的一种补偿。

• 德国设计师库尔特•罗克格

德国设计师库尔特•罗克格（Curt Rothkegel）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于1876年5月24日出生于德国西里西亚的大斯托里茨市（现波兰境内），是一位中学教师的儿子。1903年，德国为其在远东殖民城市青岛的建设部门招聘工程主管，并非正规科班出身的罗克格获聘并于同年秋天来到中国，在青岛开始了其终生为之努力、成就斐然的建筑师生涯，将那些由他亲手谱写的凝固乐章留在了中国大地。

1905年罗克格辞去原工作与建筑师伯赫曼(W.Borchmann) 合作成立了建筑事务所“营造式画师罗克格”，1907年在天津成立了罗克格营造公司。 “一战”爆发后，罗克格于1914年秋赶赴青岛参加抵抗日军保卫青岛的战斗，在作战中被俘后被押往日本囚禁达六年之久。获释后的罗克格于1920年回到中国，继续从事建筑设计活动。1929年，53岁的罗克格返回德国，之后迁居列支敦士登，1945年去世。

在近代来华的德国建筑师中，罗克格无疑是最著名的。他设计的作品遍布中国的青岛、北京、天津、沈阳、厦门等多座城市，甚至远涉朝鲜。他的专业水平得到各方的赏识和肯定，朝鲜高宗李熙、清醇亲王载洵、庄亲王载勋以及袁世凯、张作霖等都与他有过交往。在许多招标项目中，他的设计常能力拔头筹，一举中标。罗克格的在华作品数量大、分布广，功能类型多样，风格千差万别，就像近代中国早期建筑发展状态的一个缩影。他本人也成为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上，探索将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风格相结合的先行者。如今，他在中国的尚存作品大多成为各类文物保护单位或具有标志性的范例，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

• 前门改造的设计模型

• 改造后成为单体建筑的箭楼

罗克格在北京设计的主要作品都有政府背景，首屈一指的当属清末资政院大厦。而其在1914年承担的正阳门交通规划和城门改建项目，则是民初旧城改造计划中一项开创性的重要市政工程。当时前门封闭的瓮城已成为交通瓶颈，改造势在必行。负责旧城改造的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京师市政督办朱启钤力排众议，聘请罗克格负责此项目的设计施工。改造后的前门将瓮城墙体拆除，并为变成单体建筑的箭楼增加了曲尺形双向登城梯道，给箭窗加装玻璃和西式半圆窗洞券套，还在端墙添加绶带形装饰等。前门城楼两侧各开宽9.5米的门洞两座，新修马路、人行道和排水暗沟，实现人车分流，各行其道，大大缓解了前门地区的交通拥堵状况，周边环境也变得整齐美观。但因瓮城拆除后前门失去了其雄伟浑厚的风格，尽管罗克格在装饰方面下足工夫，仍遭到时人非议，成为其建筑生涯中备受争议的一个项目。

在与官方合作的项目中，最有历史价值的当属民国国会议场，尽管其不是投资最多、体量最大的，但却是民国建元后中央政府的重要发包项目，也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会堂项目。

• 以资政院大厦议会大厅图纸为蓝本设计的国会议场

议场的设计主体采用了清末资政院大厦图纸中议会大厅的平面，将其高大的穹顶结构改为桁架，把外环宽阔的回廊改成了门廊，并将华丽繁缛的装饰去除。由于议场四周都是中国式屋宇，为与这些建筑相协调，特意选用中国传统建材青砖垒砌外墙，体现出设计者尊重周边传统风格的亲民色彩。1913年4月18日的《德文新报》对建成后的议场所做的报道中说：“前门附近新崛起了一座外形美观的青砖建筑，它就是临时国会大厦。”

• 圆楼－－国会议场的组成部分

国会议场合计耗资14.4万金马克，其中建筑造价约10.8万金马克，内部装修花费约3.6万金马克。它由两部分组成：一座建筑面积约1600多平方米的会议大厅和一个建筑面积为730平方米休息场所，后者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圆楼。对此，《德文新报》也有报道：除了会议大厅，“还设有许多小型厅室，议长的专用房间布置得尤其雅致，室内家具均为德国制造。此外，部长、政府代表及议员均可在各自的专用房间休息。”

圆楼与会堂同时告竣，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一座完整的民初国会议场，并建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步廊将二者有机连接在一起。直到1925年4月，中华民国的国会都在这里行使职权。

三、近代中国第一代会堂建筑的代表作

• 国会议场剖面图

• 国会议场南立面图

国会议场坐北朝南，平面呈正方形，砖木结构，中轴对称设计。“从外表上看，该楼并不显得硕大无比”。其主体为上下两层，但外立面按三层处理，在会议大厅上部另作一排采光高窗，使建筑外观呈三层楼房状。南立面中央为三间三层，二、三层为每间有三组竖向窄窗。这种别具匠心的设计提升了视觉高度，使其更具国会议场之“范儿”。整组建筑立面用砖作壁柱竖向布置以分间数，层间有砖线脚装饰。其东、西侧立面风格同主立面一致。整体布局庄重简洁、匀称美观，具有古典主义风格。

• 俯瞰国会议场

议场屋顶为瓦楞铁坡形顶，二层顶部做叠涩檐口，三层在两侧处往里退，并配两坡屋顶，形成重檐效果。屋檐做砖砌三角山花。

议场南面是主要出入口，共设五门，一层中央为进入会议大厅的三个正门，东、西两头各设一个进入二层的楼梯门。五座大门的上方都有砖砌的三角楣。

正门内为一长方形门厅，会议大厅东、西两侧各有一狭长的侧厅。每个厅内都有三个与会议大厅相通的门。议场东侧居中处设一侧门，门外用一条东西走向的长廊将其与大院东边的建筑相连接。

• 口径巨粗的紧固件

• 从德国进口的大跨度钢拉伸结构

会议大厅内墙面用白灰粉刷，作西洋壁柱装饰。大厅跨度东西为26.3米，南北为23.3米，屋顶采用木桁架钢拉杆结构, 下弦为圆钢, 两端用钢套环与上弦木构件端部相连,使材料受力更为合理。建筑所用木材是从美国运来的红松，金属构件为德国进口。其中,所使用的大跨度钢拉伸结构和口径巨粗的紧固件当时在国内实属罕见，也使议场成为北京近代建筑由低跨度向大跨度发展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会议大厅的主席台设在北侧正中，穹顶，平面呈弧形。尽管面积不大，但与清末的资政院大厦的会议厅相比加大了许多，可形成舞台空间，因而模糊了会堂（assembly hall）与剧场（theatre）的空间关系，也被视为在中国早期会堂建筑中具有剧场化倾向的开端之作。

• 可形成舞台空间的会议大厅

• 主席台的设计体现了民国人人平等的理念

主席台居中靠前的位置设有议长席、秘书长席，两边为秘书席，其正前方为 “演坛”。主席台两侧贴北墙处还立有两排席位，前长后短，前排为政府委员席，后排是国务员席。主席台下方有用木栅栏围出的长方形区域，内设速记席。栏杆左右两则分别有通向主席台的梯道。大总统的席位位于议长席后面，与封建王朝的皇帝不同，总统的座位“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与议院议长和他的两名秘书的座位平起平坐。这样设置的用意显然在于体现民国人人平等的原则。”

• 木制座椅金属件上的“BERLIN”等字样

会议大厅一层的面积为600多平方米，席位按扇形阶梯式布置，5条贯通南北的通道将其分为6个两两对称的扇面。扇形的腰部另有一条宽1米左右、东西走向的弧形通道，将其横向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并在后半部再添4条南北通道。整个布局比例适中，匀称清晰。从主席台向南看去，一排排弧线形席位就像一道道水波，由短到长、由低向高，朝着会议大厅扩散，富有几何图形的美感。席位全部为木制连体桌椅，椅子可折起，“每个座位前有一张供议员使用的小台桌。”古棕色的座椅上有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五星图案，金属件上还有“BERLIN”等字样的阳文。

• 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场席次图

据《德文新报》的记载，会议大厅 “中央和后排有六百五十个座位，……上、下议院如有要事共商，上议院则使用旁侧的三百个座位。”这样，一层大厅应共有席位950个。但从第一、二届国会众议院席次图看，则应为680个席位，第一届国会共有众议院议员589名，故当时有589个编号席位供议员参会时对号入座。而在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会合会的席次图上，座位的数量又发生了变化，众议院占据了大厅东侧四个大扇面的席位，共计596个，位于西侧的两个扇面则是参议员的议席，共246个，合计为842个席位。

• 第一届国会两院会合会席次图

由此推测，当时的座位并未固定在地板上，以便根据需要进行摆放。至于何时成为固定模式，还不得而知。而有文章说议场座位被固定是为了防止议员利用桌椅打架斗殴，则不够合理，因为连体的桌椅很难被用作武器，只有主席台上的椅子才有抛扔的可能，而设计者也不可能预料其后议员们会在这里上演全武行。《德文新报》所提的950个座位，应该是大厅在设计时所能容纳的最多座席数。

二层为旁听席，是ㄇ字形贯通式建筑，居南门厅和东、西侧厅之上，用壁柱作隔断共划分为11间包厢式阶梯座席，其中，南侧5间，东、西两侧各3间，共“设有座位三百五十个”。旁听席分为特别席、普通席和新闻记者席，“正面的楼座供外交官员使用”。旁听者需持有旁听券才能进入。议会有旁听规则，对旁听券的发放、旁听者应遵守的规定、违规者的处置等都有明确的条文。而议场的设计也体现了这种要求，它将会议大厅的楼上、楼下严格分开，大厅内部没有直接通往二层的楼梯，以防止旁听者进入一层。楼梯间分别设在议场东、西两侧的南头，旁听者需从议场外的楼门进入，才能抵达旁听席。

• 圆楼南立面图

• 圆楼北面中央部分的外弧造型

圆楼位于会议大厅的北侧，其名称应是后人因楼内厅房平面为椭圆形而称之。据北京市文物部门考证，这种椭圆形的建筑在国内也属罕见。

• 俯瞰圆楼

圆楼同样用青砖砌筑，上下两层，小巧玲珑。屋顶为三角钢木桁架，南立面三间，每间有三扇竖向窄窗。二层檐部用砖砌出弧形线脚，顶为三角山花。其背立面风格同正立面，仅在与大门相对的位置作一个外弧造型。楼内东、西两侧的房间对称，北部居中为一个半圆门厅围合的椭圆形房间。

这座经辛亥革命风暴而催生的民国国会议场，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新型建筑，也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会堂建筑的代表作。直到1924年5月国会解散，这里始终承担着国会议场的使命。

四、百年历程中的“洗心革面”

由于世事更替，大院主人数经变换，位于大院内的国会议场也在历史进程中几度整容换装。

• 第一届国会成立大典时的议场，三角山花上的字为“众议院”

• 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时的议场，三角山花上的字已改为“议场”

因国会议场建在众议院内，1913年落成时在其屋檐的三角山花上有右书“众议院”三个大字，表明其为众议院的议场。1914年1月10日第一届国会遭袁世凯强行解散。1916年6月29日，时任大总统黎元洪发布恢复国会令，令“继续召集国会，定于本年8月1日起继续开会。”并命令筹备国会事务局“迅速筹备国会事务”。据此，筹备国会事务局派人对参、众两院的议场进行了修整，并按内务部要求在7月25日前完工。这应是议场的首次维修，尽管不像参议院议场那样大费功夫，主要是对损坏的桌椅进行修理，但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也是在此时完成的：在1916年8月1日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开会时，议场屋檐三角山花上的大字已由“众议院”改成为“议场”。因为议场从设计之初就不是按众议院独家专用来考虑的，它还承担了国会会议大厅的功能，参、众两院会合会、宪法会议、选举总统会等都要在这座能容纳近千人的会堂召开。将“众议院”改为“议场”，这有意为之的笼统称谓，则更具包容性，也属实至名归，应该就从这时起，这座会堂才正式被称之为国会议场。

• 维修后的平大法学院大礼堂内景

• 平大法学院时的大礼堂，三角山花上的字为“礼堂”

1925年4月26日，段祺瑞下令废弃法统，解散国会，民初国会就此寿终正寝。1925年11月，前身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国立北京法政大学 “因校址不敷，请求教育、内务两部拨还参议院（前法律学堂地址）、众议院（前财政学堂地址）为校址，旋奉批准。”1928年11月，国立北平大学（简称平大）成立，改组北京法政大学为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之后，直到北平解放，大院的主人始终都是高等院校。在此期间，民国国会议场因变换了使用者也顺理成章改称为“大礼堂”，而屋檐三角山花中的 “议场”二字也被“礼堂”所取代，在字的上方还加装了绶带形装饰。

1931年暑假期间，平大法学院也曾对大礼堂进行过维修，并有如下记载：

• 北大四院时的大礼堂，三角山花上依旧为“礼堂”二字

“大礼堂内全部墙壁及灰顶均照原样刷红色浆或大白粉浆两道，灰皮脱落者抹饰齐整。四围天窗玻璃及壁上暖气管均油白粉油二道。门口“礼堂”二字拆去，另做新字，外面四围玻璃窗及顶上旗杆均照原色油新。”由此可判断，有文章说1955年新华社大礼堂维修前，礼堂内的墙壁上还留有民国议员在开会时打架互扔砚台等留下的墨迹，应属主观臆想。

直到北大四院时，大礼堂屋檐三角山花中的右书“礼堂”二字依旧保留。

• 1955年大修后的国会议场首层平面图，到此大礼堂与圆楼已分家。

1949年3月，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欢庆中，华北大学三部进驻大院，取代北京大院四院成为大院的新主人。在其驻留的短短5个月中，他们不但给大院带来了激情燃烧的朝气和活力，也为大礼堂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为了满足演出需要，他们把主席台扩大了约三分之一，并修建了乐池，为此共拆除了第一排东、西两侧的4条长桌和12个坐椅。这两点改变，使原本作为会场之用的大礼堂更具剧场特性，从这里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精彩演出，新中国的文艺之花从这里绽放。

• 圆楼大门修建了用水泥圆柱支撑的方形门罩

到此，连接作为会场的大礼堂和作为休息厅的圆楼之间的步廊应该已被拆除（最晚也应在1955年大修时被拆除）。之后，圆楼大门上方修建了用水泥圆柱支撑的方形门罩。这样，原本为同根生的两个建筑彻底分家，均成为独立的单体建筑，以致对那段历史不甚了解的后人在提到它们时，总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1949年9月26日，新华社进驻大院，成为这里最终的主人。作为大院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当时在京城很有名气的大礼堂颇受新主人的青睐，成为新华社日后召开大会、举行讲座和开展文娱活动等的最主要场所。

• 大礼堂的三角山花上已无任何图文

• 1955年大修后的大礼堂外景

1955年，大礼堂进行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大修，增设消音顶棚、日光灯具，使大礼堂的舞台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在礼堂南立面的中央增置了跨越三个主出入口的钢筋混凝土出挑门罩，在东、西楼门上也各装一个出挑门罩。对原有的三个台阶进行了改造，除去了台阶两侧砖砌的垛子，由一面台阶改为三面均有踏步，主出入口前的平台宽度也加大到与门罩等宽，台阶位置相应向外推移。

此时，大礼堂屋檐的三角山花上已无任何文字图案装饰。或许是因为那时国家已推行简化字，且书写方式也改为从左至右。原有的右书繁体“礼堂”显然有不合时宜之嫌，故将其一除了之。至于如今大礼堂三角山花中央的红色五角星究竟是何时装饰，目前尚未找到任何资料。

• 1955年大修后的大礼堂

• 改造后的舞台

• 放映室

改造后的舞台面积约为170平方米（包括休息室），舞台栅顶距舞台面净高约为5.5米，设镜框台口，台口宽度约lO米，高度约4.6米，台口中线距舞台后墙约8米，使大礼堂的剧场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大院之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供了理想的平台，也让从小就在大院生活的我们有了更多美好难忘的记忆。

据推测，还有两点改变应该也是在1955年大修时发生的。一是在南侧二楼中央部分的上方修建了一个放映室，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层。从此以后，那源源不断的电影大餐不但是我们的期盼，也让我们在享受精神文化滋养的同时，开阔视野，得到升华。

• 1955年大修后的大礼堂一层平面图

• 民初国会议场内座席前的桌面下都带有一个小抽屉

二是一楼的桌椅也有改变。从民初国会议场的照片上看，当时每个座席前的桌面下方都带有一个小抽屉，抽屉总数与座位数相等，故有“每个座位前有一张供议员使用的小台桌”之记载。到平大法学院时，礼堂内的照片上仍能见到带抽屉的长桌。而在我们的记忆中，礼堂的桌子已只有一个台面了。除了1949年华大三部在修建乐池时拆除的12个座位外，这次大修又因后部坐席位置的调整减少了46个座位，使带桌子的座位数变为634个。而在礼堂的东南和西南墙角，则分别增添了若干靠墙的座位。挨着主通道的桌边还设有能折起来的加座。

• 改造时的大礼堂外景

• 楼梯间与侧厅的间壁被拆除

2001年再次对大礼堂进行了全面抗震加固与改造。木地板全部除旧换新，去掉了原有的木桌，并将之前的木椅全部更换成皮革座椅。乐池也被改造成具有升降功能的平台。电气、音响设备更是推陈出新。拆除了楼梯间的南墙，并对楼梯进行改造，无论从礼堂东、西两头的楼门或从东、西侧厅内都能直上二楼，楼下楼上严格分开的设计初衷就此被摈弃。

• 现代化的舞台设施

• 乐池被具有升降功能的平台取代

• 原有的乐池已被改造

这次的改造可谓是大礼堂的一个 “华丽转身”，设施倒是现代、舒适了，可国会议场的历史印记又被擦除了许多。其实那时的大礼堂早已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而这种破坏性的改造仍旧在其后堂而皇之地发生了，难道保护文物就只是保护其外壳吗？

• 舞台上下

• 舞台的照明系统

• 大厅的照明系统

2010年4季度，又开始对礼堂的会议及灯光系统进行改造，包括音视频系统设备、舞台机械设备等都作了换代升级，使大礼堂的设施和功能更上层楼。

• 大礼堂的座椅全部穿上“防护外衣”

• 脚手架的上部

• 大礼堂施工时搭建的脚手架

2013年7月，在大礼堂百年诞辰之时，再次对其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内部大修，重点是为屋顶做防水处理，同时也将内墙重新粉刷。施工期间，大礼堂内搭脚手架，座椅全部穿上“防护外衣”，并在其上搭行走木板，从二楼搭施工木板以进行顶部作业。虽不是全面大修，但也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程。

• 经过数度改造后的新华社大礼堂

大礼堂几经维修改造，品质和功能节节升高，尽管外表变化不大，内部设施可谓脱胎换骨，其主要用途还是作为开会、文艺演出、电影放映等大型活动的场所。

• 圆楼内的椭圆形大厅

• 现今为老干部活动站的圆楼

• 平大法学院时期作为院长办公室的圆楼

圆楼则恰恰与之相反，尽管保住了更多的原汁原味，但其用途却因院主的更换而数次变化。建成之初，作为议场的配套设施，它是供总统、议长、国务员等休息或专用的场所，是极少数够级别者才能享用的高档区。平大法学院时期，学院院长在此办公。作为北大四院后，这座夏天时被碧绿的爬山虎包围着的圆楼先是作为女生宿舍，1947年9月又改为男生宿舍。自从新华社进驻，圆楼的用途更加多样，作过会议室、展室、集体宿舍、少年之家等，文革前是新华社警卫连的驻地。如今，它是新华社老干部局宣西片的老干部办公室和老年活动站。

五、历史沧桑的见证者（暂缺）

六、与国会议场命运相关的两个插曲

在议场建成前后，曾发生过两件可能改变其命运的事情。

1、 清末资政院大厦

资政院是清廷在强大的变革呼声中为预备立宪于1907年9月12日设立的中央咨议机构，是国家议会的萌芽。而资政院之建筑，实“为议会成立以前所必不可少之准备。东西立宪各国，议院之制皆闳敞精丽，经营数年而后成。现设资政院既为上下议院之基础，则其规则自按照各国议院定式先事筹备，以免临时竭蹶之虞。”

• 贡院旧址

• 空闲日久，渐就圮颓的贡院

因此，需“仿照各国两院之制妥定规模、宽留地步，先行择要兴工”。“查京师内城地方，市廛栉比，隙地无多，求一宽广适用之处颇不易得。唯贡院旧址，南北约一百四十余丈、东西广约六十余丈，自科举停罢以后，该住空闲日久，渐就圮颓。……若改建议院，约计地势广袤，足敷布置，出入迳途尚属直捷，即乘舆临幸，亦不致有迂折之嫌。以昔日国家选士之场，为他日人民参政之地”，实为得宜。于是，“择定贡院旧址建筑资政院”，被朝廷奏准。

资政院大厦的设计者是当时有众多作品在中国问世、被官方充分认可的德国人罗克格，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直接指定设计官方重要建筑的西方建筑师。

• 资政院大厦效果图

罗克格不负重任，在设计中充分体现了清廷关于资政院的建设“宜仿各国议院建筑，取用圆形，以全厅中人能彼此互见共闻为主，所有议长席、演说台、速记席暨列于上层之旁听席等，皆须预备”的要求。他参照了德国的议会大厦，将资政院设计成一组气势恢宏的欧洲议会式建筑群，体量却是德国议会大厦的两倍。大厦总高 75 米，宽 240 米，长 120 米，由三个主要建筑组成，中部为议院大厅、左、右两侧分别为下议院和上议院的会议厅，会议厅的座位设置呈扇形。三个会议厅都覆有穹顶，同下部柱廊相配，十分庄重壮丽。

• 资政院大厦平面图

议院大厅为八边形平面, 高60英尺, 分上下两层, 可容1550人（首层为议员席1200座,二层设旁听席350座）; 厅外环为15英尺宽的走廊。上、下议院大厅均宽85英尺、深70英尺，通过宽36英尺、深6英尺的过厅同议会大厅相连。中央的大穹顶采用铜铁锻制，彰显气势。大楼2层设记者室，3层为议员办公用房。大楼内设28个楼梯间，有步梯和电梯，并备有电力照明、供暖设施，以及现代化餐厅和卫生设备。

《德文新报》曾对该设计做了详尽的描述：

• 资政院大厦剖面图

“在内城的东南角，北京观象台前以北，既在以前的科举考场旧址上将要矗立起象征中国步入立宪制，走向现代化的国会大厦。新的国会大厦将为长方形的花岗岩建筑，面朝西，正对着皇城。四条大街从城市的东部一直延伸至国会大厦。气势宏伟的主圆拱形顶端设有塔式天窗，下面是议会大厅。宽阔的回廊门厅贯穿主楼和两侧的上、下议院会议厅。两边侧楼的拱顶体现了上、下议院与皇族内阁之间的隶属等级关系。与主穹顶相比，侧楼拱顶显得过于低矮。从总体来看，议会大楼中间高起，两翼越来越低，……大厦四周将高筑围墙。正面是宏伟的正门，后面以及两侧均设有通道。整个建筑群占地面积长五百五十米，宽三百米。大厦前后均开辟宽阔的广场。正门前计划建一条十米宽的行车坡道，后面则准备修建三条供皇帝，文武大臣和外国使节使用的坡道。……国会大厦进口处是一间开敞的回廊门厅，正中的穹顶有三层楼高，回廊连接着中间和两侧的议院大厅，两侧议会大厅之间的总长为一百多米。”

这项浩大的工程预计费用约540万金马克，预计施工工期为三年。资政院大厦的建设还处于进行时，可召开资政院会议的时间却不能等，于是，才借用法律学堂作为其院址，同时也让法律学堂的近邻财政学堂与资政院产生了瓜葛。

• 仅完成地基和4800立方米的墙体砌筑的施工现场

耗资巨大的资政院项目无疑是罗克格建筑生涯中的巅峰之作，如果最终能够完成，不但会让他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让京城拥有一座壮丽辉煌的地标性建筑，并就此改变国会议场的命运。然而，世事难料，项目开工不久就爆发了“辛亥革命”，随着清王朝的崩溃，仅完成了地基部分和4800立方米的墙体砌筑，即被搁置。此时项目的耗资近100万金马克。而其后在财政学堂内建造的民国国会议场，全部投资也只有14.4万金马克，还不如资政院大厦投资总预算的一个零头。

民国建元后，罗克格及施工方当然希望工程能继续进行，而为清廷修建的资政院大厦也理应由国会接手。1913年12月29日，申报就有关于“建筑未完之国会工程”的报道，言：“吾国现时之参、众两院系借用象坊桥之法律、财政学堂，其国会自有之院宇，方在建筑之中，地址卽前淸贡院，由德国商人承造。”然而因财政拮据，且以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也不愿为国会投入巨资，致使资政院大厦项目终告夭折。原本为国会暂借使用的法律、财政学堂，最终成为民初国会参、众两院的唯一院址。

2、改造故宫三大殿为国会议场

1923年初，在国人中本已口碑甚差的国会，又因一场变更参、众两院院址的风波再次引发公众关注。当时的国会头头以国会现址档次低、不达标等为由，要求将参、众两院迁址故宫三大殿。是年1月31日，时任大总统黎元洪“偕同参、众两院议长在太和、保和各殿视察一周，数日后派华洋工程师测验三殿等处”，欲将故宫三大殿改作参、众两院议场，由瑞典建筑师施达克（Albin Stark 1885～1960年）承担改造设计。

• 故宫三大殿改造国会议场设计图（纵向席位）

消息一经传出，舆论哗然，反对之声潮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内务部在收到三大殿改国会议场估修工程案后，内务总长“高凌霨以反对者多，拟以延缓打消。”

但是，事态还在继续发酵，在不断高涨的反对声中，改造三大殿为议场演变成要拆毁三大殿建设新式议院，令国人不胜骇异，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消息传到当时驻扎洛阳的吴佩孚处，吴氏大怒，为“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立即发电报给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张绍曾、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张英华，表示坚决反对这一让“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的罪行。他在电报中义正言辞地指出：“查三殿规模宏丽，建明永乐世，垂今五百年矣……尝闻之欧西游归者，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欧美各国无不龂龂以保护古物为重，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其于帝殿教庙，尤为郑重。……今埃及六千年之故宫、希腊之雅典故宫、意大利之罗马故宫，至今犹在，累经百劫，灵光巍然，凡此故宫，指不胜屈。若昏如吾国今日之举动，则久毁之矣。……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

吴帅之所以把电报拍给总统和内阁总理等要员，不是因为他不惜搭理提出动议的国会头头，而是他认为此事的肇始源于政府。其实，此事必是政府与国会已串通一气，否则就不会有1月底大总统与参、众两院议长的同行视察三大殿。但是，这馊主意还是国会头头们出的。吴佩孚的仗义执言无疑把事件的始作蛹者推上了风口浪尖，故收电人并未复电，而是由共创国会迁移三殿之意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代理审议长张伯烈、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等联合致电吴佩孚。电文为国会迁移三大殿辩解，称此举一是为“正视听以固国本。凡国之大事，如大总统之选举，及其就职宣誓，宪法之宣布或修正，与夫解释宪法之会议等，必于其国历史上最庄严宏丽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而根据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就职时之宣誓，实为出席国会之所，有事当然于国家固有会场行之”，鉴于“共和以来，清帝犹拥尊号，遗老因而生心”，改三大殿为国会，则“曩者帝制复辟之变，恐再见矣”。其二则是为了 “谋古建筑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获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圮，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废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别无保存之法，自始议迄今，中外工程师所制图案不下十数，无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既无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谓毁也！”

• 故宫三大殿改造国会议场设计图（横向席位）

然而，改建三大殿成议场绝非如电文所说只是“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根据施达克提交的设计方案，帝座将被移走，太和殿东西两侧将各新建两座二层5.2米高的平顶建筑，内设总统休息室、议员休息室、衣帽间、厕所和锅炉房等。太和殿东西两壁还须各开一个门洞与之相通。如果实施，无疑会给三大殿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

就此，一些涉及此事的文章盛赞吴佩孚，说正是由于他的挺身而出、一声怒吼，使故宫三大殿免遭毁坏，逃过一劫。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引发吴佩孚的拍案而起是因为“顷据确报，北京密谋，决拆三殿，建西式议院，料不足则拆乾清宫以补足之，又迁各部机关于大内，而鬻各部署。” 倡议者 “卖五百年大栋木殿柱利一；鬻各部署利二；建新议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的企图令深感军饷吃紧的吴帅怒火中烧，因而怒斥其“处心积虑，无非冀遂中饱之私。”

事实上，当时国会的动议确实是改造故宫三大殿为国会议场。1923年3月负责故宫文物管理的古物陈列所向内务总长呈文，陈述三殿万不可改造理由，言：“保存古迹中外通例，吾国建筑工程素称精良，而三殿经历朝之修整系寰球之观瞻，若欲作为议场不经改造则不适于用，而一经改造则旣非原来之规模，即失保存之眞意。以千百年宏阔壮丽之古迹而一旦改毁，窃恐贻议外人　笑千古。”而施达克提交的设计方案也是一个证明。再者，搞政治的当权者即使再贪婪，也不太可能蠢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拆除三大殿的地步。

因此国会的复电首先对刊登在各报上的吴氏来电的真伪表示“疑之，”并言“果有此电，则必以告者过也。” 用指桑骂槐的手法点出吴氏的误信谗言。在陈述国会迁移三殿的理由后，重申：“总而言之，国会两院将来当有新建筑，而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

由此可知，吴佩孚的挺身而出的确给反对浪潮增添了推波助澜的正能量，但国会头头们的荒唐企图并未就此打住。只能说，以吴佩孚当时的地位和身份，理应给府院的头头们增加更大的压力，使迁址进程得以放缓。当年6月6日，深陷国会和军阀两面夹攻的张绍曾内阁总辞职，6月13日黎元洪被武力逼迫离职赴津，而国会中各派因争权夺利乱作一团。时局动荡，让事件的造衅开端者在内乱外扰下，自身难保、自顾不暇，这才应该是三大殿改造议院计划最终胎死腹中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资政院大厦的“壮志”难酬是以悲情谢幕，那么，改造故宫三大殿为国会议场则是以闹剧收场。只有被国会暂借成为参众两院院址的法律、财政学堂，目睹着中华民国国会在这里走完了它的全程，将当初的“临时”最终演变成了“正堂”。

结束语

1984年5月24日，大院内的民国建筑以“民国国会议场”的名称成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1日，大院的保护等级再次升格，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并有了一个涵盖面更广的名称：“北京国会旧址”。这其中最重要的建筑就是民国国会议场，而她的历史价值绝非仅限于曾经作为民初国会的载体，在其百年历程中耳闻目睹的许多事件都已载入各种史册，因而更为弥足珍贵。文物保护单位的确立，不但是对其历史价值的肯定，也应让这批百年建筑拥有真正的护身符，但愿今后那种破坏性的保护再不要发生了。让这些建筑能够真正益寿延年，见证历史，告知后人，也让人们不忘过去，珍惜现在，开创未来。

附：百年会堂图集（暂缺）

参考资料（暂缺）

本文已发布修改版，请阅：

《历史印记--百年会堂－－从民国国会议场到新华社大礼堂（上）》

《历史印记--百年会堂－－从民国国会议场到新华社大礼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