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中国的历史开启了新纪元。当天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中国人民觧放军各军区兵种的主要首长；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海外华侨代表、国际友人代表；和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同北京三十万群众出席了这次盛大的开国庆典，检阅了觧放军陆、海、空三军的队伍以及欢欣鼓舞的群众游行，这次气势磅礴的盛会被永远载入史册。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中央美术学院创作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青年教授董希文。董希文先生1914年6月2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早年毕业于杭卅国立艺专，曾在越南河内美专进修过西画；1943年赴敦煌研究、临摹壁画三年；1946年应邀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董希文先生目睹了“开国大典”的壮丽景象，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不负重望很快拿出草图，从1952年底动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这幅巨大的油画杰作。画面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国人们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历史时刻，其它党和国家领导人齐集在毛主席旁边。在构图上突破常规，大胆删减了天安门城楼上右边的柱子和宫灯，扩大了画面的空间，使领袖和广场上的群众产生呼应。在色彩处理上使用了民间艺术平涂的手法，大红的柱子和宫灯、碧蓝的天空和白云、金黄的璎珞和菊花宣染了既庄严又喜庆的气氛，达到既雍容华贵又朴实大方、和谐统一的效果。整个画面体现了东方泱泱大国的风范。

1953年油画《开国大典》的创作完成，很快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并在全国大量印刷发行。毛主席看过画后自豪地说：“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称赞说：“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绘画大师徐悲鸿兴奋地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正是因董希文先生没有用传统的西详油画手法去描绘，而吸取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营养、敦煌壁画的精髓，结合中国绘画的传统创造出一种中国风格的油画，这恰恰是他的成功之处。《开国大典》被誉为油画中国风和民族化的典范，是共和国开国的历史见证，一直被革命博物馆作为精品收藏和展出。1961年革命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时油画《开国大典》被悬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单元的中心位置。

随着建国以后党内路线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展开也波及影响到油画《开国大典》和董希文先生，己知1955年因“髙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问题董希文先生曾作过第一次修改，把高岗这个所谓的“野心家”从画面上抹去。髙岗曾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被画在前排右面靠柱子边上。董希文先生经过反复试验后把髙岗抹掉，原位巧妙地改画成一盆菊花。看上去倒也自然并未留下涂改的痕迹。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起，毛泽东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撤消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1967年夏天刘少奇被软禁在家中，受到中南海工作人员的批判和斗争，同时在“四人帮”的幕后策划下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几万人的批判刘少奇、王光美的群众大会；1968年在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要“永远开除出党”并向全国十亿人传达了中共中央文件；1969年11月刘少奇被迫害至死。在全国范围内凡是有刘少奇的书籍、图像都要被批判和清除。董希文先生再次面临修改油画《开国大典》，把刘少奇去掉。

四十多年前我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曾负责主持历史画创作，参与见证了油画《开国大典》的修改。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开始上街打、砸、抢、抄“破四旧”时，故宫和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立即关门闭馆，工作人员也只是在办公室和生话区参加运动，陈列室展厅和库房是严禁进入的。1971年两个博物馆已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正筹备近代史和古代史基本陈列，准备重新开放展出，原来陈列中有关刘少奇的图片、文物、美术作品都要作处理和修改。如把油画《刘少奇和安源矿工》撤下，换上《毛主席去安源》。修改油画《开国大典》就提到日程上了，领导特别交给我任务：负责配合董希文先生完成修改《开国大典》的工作。当时董先生已患鼻咽癌，一面作放疗，一面准备改画。他意识到如果不把刘少奇改掉，其呕心沥血的代表作将不能成立，还是决定本着对历史、对艺术作品负责的态度抱病改画。但对《开国大典》作第二次“手术”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刘少奇在画面中心的位置，不是抹掉完事那么简单。画面前排画的都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如果去掉刘少奇在原位画上谁都不合适。我到董先生家中商量并听其意见。他明确地说：

“我不做‘换头术’。”（文革中曾发生过把陈毅照片上的头去掉换成其它人）

“我想将前排的刘少奇去掉，把后排的董必武露出来，这样不是在原来刘少奇的位置上修改，去掉以后自然就露出后排的董必武了。”

“不在画面上涂盖，而是将油彩全部洗掉重画。”

董先生开了张单子让我帮助准备，有松节油、稀料、粗细砂纸、棉纱布等等，我还找了几张董必武的照片资料。为此他在家画了一幅和画面等大的董必武的全身素描像。董先生还嘱咐我：“你就和沙贝（董先生的长子，美院附中髙我一班的学长）帮我打打下手吧。”

我安排把油画《开国大典》从陈列展出的位置撤下来，摆在一楼陈列室序幕厅，当时设有展览展出。董先生前后到博物馆来过三、四次，我每次都安排博物馆的小汽车去接送他。当车开到大雅宝胡同甲2号中央美院宿舍门口时，前院里院的孩子们就蜂拥而至地围上来。这场面和《大雅宝旧事》书中描写的一样，谁家发生什么事，邻居们都知道。改画前期的工作是董沙贝和我先去掉画面上的尘土再用松节油清洗、用细砂纸打磨，把要改的部分（即刘少奇全身画像）油彩全去掉，露出乳白色的底子。董先生坐在边上指导，他很仔细地对我讲：“稀料的腐蚀性很强，咱们准备了，能不用就先不用”。实际上后来没用稀料，只稍微补了一下底子。他真正动手画时很快，差不多就是一遍完成。因为破坏了原画的格局，周边就要补画修饰，如前面的地毯及与旁边人物的衔接等。整体看上去画面效果不如原来气韵生动了，也明显地可看出改动的痕迹，这就是政治干预艺术的荒唐剧带给画家的无奈吧。

董希文先生是受着精神和肉体痛苦的折磨来改画的，他有严重的胃病，胃已经切除了四分之三，每顿只能吃很少的食物。因为作放疗也伤害好组织，牙齿严重脱落，他告诉我：“为治病把牙全部拔光了。”但说到创作《开国大典》时董先生仍然很兴奋，当年他才三十七岁，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完成此杰作。他说是借亲戚家房子画的，有一面墙和画面差不多大，髙两米三长四米，可想而知房间也并不大。听说为表现地毯的质感在颜料中掺了沙子。为了求证此事我还问过董先生，他笑了笑没有否认并告诉我：地毯的图案是根据商代文物的图样自己设计的，以表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些细节的处理也体现了他的独具匠心，所以再次修改还是本着统一的风格，一气呵成。

虽然董希文先生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一些画作也受到批判。就连其学生袁运生的毕业创作《水乡回忆》也作为“黑画”被批，他本人曾被关过“牛棚”，下放到工厂和农村“改造”，但在我心目中仍是可尊敬的师长。他对待疾病坚强极积的精神和对工作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就很让人佩服。董先生头脑非常清晰，思路敏捷，做事很有条理，而且是个非常干净的人。画画时手上一点颜色都不沾，调色盘也清理得干干净净，这习惯在画油画的人中是很少有的。我曾向董先生请教过一些油画技法和创作的问题，他都耐心地告诉我，并且鼓励我以后创作些历史画。作为学生和晚辈我尽力干点打下手的活，以减轻他的劳累和病疼，中午我都帮他到食堂锅炉上热饭，带他到我在博物馆的单身宿舍午休。

197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大型美展，此前有关主办单位要求革命博物馆的藏品中有几幅画需临摹参展，有《毛泽东在延安窑洞著作》、《整风报告》、《地道战》等，其中还有《开国大典》。当时要求临摹尺寸与原作等大，作者健在的就自己动手。这时董希文先生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不可能亲自复制此画了，就由靳尚谊、赵域等先生完成此项任务。也是我经手安排在博物馆二楼北面陈列室临摹。他们对照董先生两次改动过的原作，临摹的效果非常好，色彩感觉更新，人物主要是由靳尚谊先生画的。在接近完成时，还专门请董先生来看过一次，他很满意。到1972年秋冬董先生的病情更恶化，我到医院看他时已经不能讲话了，虽然很消瘦但神智非常清楚，床边摆着白纸和铅笔。没想到这次竞是与董先生的永别。1973年1月8日董先生辞世，享年才五十九岁。几天后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和追悼会，我们一些同事乘博物馆的敞蓬卡车（当时没有轿车）而去，在凛冽的寒风中更增加几分凄凉。董希文先生作为全国最髙美术学府的教授，中国油画界的一代宗师，新中国革命历史画创作的先躯，在那个年代临终前的心愿是希望把在山西插队的女儿调回北京。

油画《开国大典》的厄运实际上并未结束，就在靳尚谊先生他们临摹的过程中曾传达上级指示；林伯渠有问题要去掉，原位改成不具姓名的普通人，这是第三次“手术”。那年代艺术绝对服从政治，让抹掉谁就抹掉谁。凡是有林伯渠形象的图片和画作都要修掉。这次只能在靳尚谊先生他们临摹的复制品上改动了。由靳先生执笔很快改完，原来位置画成一个穿绿军装戴军帽没有帽徽领章的普通年轻人。当时有人戏说：“有点像王洪文”，引起在场画家们的一阵哄笑。1949年10月林伯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是“开国大典”当天的主持人，改成了没有主持人的“开国大典”不是很荒唐吗？修改林伯渠的原因经求证是：当年内部传迖上级指示周恩来总理说：毛主席讲：“我对林老从来没有感冒过。”所以也不能盖棺定论，他有当国家主席的野心。因此博物馆即安排把有林伯渠形象的图片、文物和展品作了处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刘少奇也被平反昭雪了。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革命博物馆决定将油画《开国大典》恢复原貌。可惜董希文先生己不在人世，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修改，只好在复制品上恢复了。当时靳尚谊先生正要出国考察，就推荐青年画家阎振铎和叶武林来完成此项工作。董希文先生经过两次修改的《开国大典》原作被作为藏品收入库房。此后展出的就是靳尚谊先生等人临摹的那幅复制品。髙岗、刘少奇、林伯渠都先后被还原。

董希文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油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是我国油画民族化和中国风的开启者，也是历史画创作的先躯。除油画《开国大典》之外，国家博物馆还收藏着几幅他的重要代表作品：如《百万雄师过大讧》表现在红紫色炮火硝烟中，觧放军排山倒海、乘风破浪、渡江歼敌的气势。《红军不怕远征难》以深蓝和黑色为基调，表现在草地露营的红军战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春到西藏》则以嫩绿、桃粉色宣染青藏公路通车后藏区欣欣尚荣的新气象。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总理指示会见厅要悬挂《春到西藏》这幅画。董先生曾主持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即董希文工作室）以“兼容并蓄，因材施教，顺水推舟”的教学主张，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材，影响了几代人，至今还是“第三工作室”的教学宗旨。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开国大典”60周年，又是董希文先生95周年诞辰，虽然近四十年前的往事经历己渐远去，但在我心中仍记忆犹存，仅书此拙文以为纪念。

本人建议在适当的时机将董希文先生改过的油画《开国大典》原作和恢复了原貌的复制品两幅画同时展出，并加以说明再附上1953年刚完成时的照片及在复制品上修改后的照片（没有髙岗，没有刘少奇，没有林伯渠）。油画《开国大典》是中国近代美术创作精品中的精品，前后几次劫难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缩影的反映，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中政治干扰艺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应该正视历史，应让后人了解。

2009年6月于多伦多

作者黄绍强（邵强）为加拿大华裔画家。1965年至1983年曾在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1983年赴美国纽约深造，1990年移民至加拿大，现定居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