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爱好的书

现在，如果我晚间得暇，我们不作“顶牛儿”游戏了；我们朗读，更正确地说，我读，孩子们听。

……

我们最欢迎的是盖达尔。我一向钦佩他在儿童书籍里善于谈论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事的才能。他和孩子们谈话的态度是严肃的，像和平辈人谈话一样，并不因年龄而打折扣。他知道孩子们用最大的尺度衡量一切：勇敢，他们喜欢不顾一切的；友爱，他们喜欢忘我的；忠实，他们喜欢无条件的。崇高思想的火势照耀着他的著作。他和马雅柯夫斯基一样，用每一行字激发读者，呼唤他们参加建设在我们国家里正在建设着的、伟大的、全民族的幸福；而不是建设狭小的、一室之内的、个人的幸福，呼唤和教导读者为全民族的幸福而斗争，用自己的手建设这个幸福。

在读完每一本盖达尔的书之后，我们谈过多少话呀！我们谈过我们的革命是多么正义的呀；也谈过沙皇时代的中学和我们的学校的差别多么大；也谈过什么是勇敢和什么是纪律。在盖达尔的书里这些话充满了亲近的和容易体会的意义。

我记得，波里斯·果里阔夫在进行侦察时候，忘掉了谨慎，擅自野浴，因而无意地害了自己年长的朋友——秋布克，这一事特别地激动了卓娅和舒拉。

“你就想想啊，他想要洗澡，可是秋布克就被捉着了！”

舒拉愤慨地说。

“秋布克还以为是波里斯把他出卖了哪！你想以后波里斯有多么难受哇！我不知道在知道了朋友是因为自己而被枪毙了的时候还怎能活下去！”

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读过《远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秘密》。只要盖达尔的新书一出版，我就马上设法买一本拿回家来。我们一向感觉到他是正在和我们谈论关于今天，就是在现在这一分钟里，正激动我们的东西。

有一次卓娅问我：“妈妈，盖达尔住在什么地方？”

“好像在莫斯科。”

“看看他才好哪！”

苦难的日子

1940年的秋季出乎意料地对于我们竟成了痛苦的日子……卓娅正在擦地板。她把抹布浸入水桶，自己低下头去。忽然就失去知觉。我下班回到家里，看见她完全晕倒在地板上。

和我同时走进屋里的舒拉马上跑去叫急救车，那个车就把卓娅送到伯特金医院去。

在那里的诊断结果是：

“脑膜炎。”

……

卓娅的病很重，曾给她实行抽取脊髓，这是很痛苦的和复杂的手术。

那天第一次放我进入卓娅的病房去了。她挺直地躺着，不能抬起头来。我握着她的手挨着她坐着，自己并没有觉出我的脸上流着眼泪。

卓娅小声地、勉强地说：“不要哭，我好些了。”

的确，病渐渐减轻了，我和舒拉马上感觉轻快多了，好像在这些漫长的星期里紧紧地攫着我们的痛苦忽然释放了我们一样。同时，无可比拟的、极大的疲倦也来到了。在卓娅害病的时期里，我们疲惫的程度是最近这些年来还没有过的。

好像长期压着我们的极大的重载忽然消失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气力挺期身来，缓一口气。

几天以后卓娅要求：

“请给我带些什么书来读。”

过些时间大夫果然许可我给她带书来，那时候卓娅就感觉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了。

说话还有些吃力，很快就疲倦了，可是她能看书了。

那时候我给她带去了盖达尔的《蓝碗》和《鼓手的命运》。

她指着《蓝碗》说道：

“这是多么美妙生动的故事呀！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却放不下它！”

……

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

不久以后卓娅就入疗养院了。疗养院距我们不很远，在索阔里尼克公园里，我在第一个自己的休息日就看望她去了。

卓娅跑着迎上我来，还未问安就喊道：“妈妈！你知道谁在这里休息呀？”

“谁呀？”

“盖达尔！作家盖达尔！你看，他来了。”

由公园里走来一个身高、肩阔、面貌和蔼可亲带有孩子气的人。

卓娅喊着：“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我给您介绍，这是我的母亲。”

我握了坚强的大手，靠近他瞻仰了他愉快的、笑着的眼睛。我马上觉着我一向想象的《蓝碗》和《铁木儿》的作者正是这样的。

于是，我说道：“很久以前，我和孩子们读您的初期作品的时候，卓娅就总是问：您是什么样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可以不可以看看您。”

盖达尔笑着报告说：“我是最平常的人，我住在莫斯科，现在在索阔里尼克休息，想看我可以整天地和我见面。”

以后有人叫他，他对我们微笑了之后就离开了。

卓娅领我走着刚刚踏出来的雪径，对我说：“你知道我们怎样认识的吗？我在园子里走着，忽然看见一个身高肩宽的叔叔在堆雪人儿，我并没有马上就想到这是他。他不是随便堆雪人儿，而是像小孩儿那样很用心地，热情地，堆一会儿，就离开看看，欣赏欣赏……我鼓足了勇气，走到近前就说：

‘我认识您，您是作家盖达尔。您的所有的书我都知道。’他回答说：‘我也认识您，也知道您的所有的书：基谢辽夫的代数学，索柯罗夫的物理学和雷伯金的三角学！’”

我笑了，以后卓娅又说：

“我们再往前走不远，我给你看看他都建造了些什么：整个堡垒。”

的确像堡垒：在公园的深处７个雪人排成一行，第一个是真正的巨人，其次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雪人坐在用雪作成的帐篷里，在它前边，在台子上放着松果和飞禽的羽毛。

卓娅笑着说：“这是敌人的堡垒，盖达尔用雪团攻击它，人们都帮助他。”

“你也帮助吗？”

“当然我也帮助！忍不住啦，这里这么热闹，你知道么，妈妈，”卓娅突然结束了这一段话，“我一向想：写这么好的书的人，他本人一定也是很好的人，现在我确信这个了。”

盖达尔和卓娅成为朋友了：他们在一起滑冰，滑雪，晚间在一起唱歌并谈论读过了的书，卓娅曾给他朗诵她喜爱的诗。我们在另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曾对我说：“您的女儿很会诵读哥德的作品。”

然后卓娅莫名其妙地说：“你知道他听完哥德的作品之后对我说什么呀？他说：

‘降到地下来，降到地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呀？”

另一次，在将要离开疗养院的时候，卓娅曾对我说：

“你知道吗，妈妈，昨天我问他了。我说：‘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什么是幸福呀？可就是请您不要像回答丘克和盖克那样回答我，说关于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人们不是有一个大的、共同的幸福吗？’他沉思了一会儿以后说：

‘固然，有这样的幸福。真正的人们，为了它生活，为了它牺牲。可是这样的幸福还不能很快地普遍地来到全地球上。’那时候我说：‘早晚只要来到就好啦！’他说：‘一定啊！’”

几天以后我迎接卓娅来了。盖达尔送我们到栅栏门口。和我握手告别之后，他很严肃地递给卓娅一本书：

“我写的，送你作纪念。”

书面上有两个男孩子在打架：瘦的穿着浅蓝色衣裳，胖的穿着灰色衣裳，这就是《丘克和盖克》。卓娅高兴地，但也羞惭地对他道了谢，我们就走出门外了。盖达尔对我们招了手，并且望了我们的背影很久。最后一次回顾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沿着小道儿慢慢地走回去了。

卓娅忽然站住了：

“妈妈，可能他给我写了什么啦！”

放慢了步子，她好像犹豫不决似的打开了书。在封面的里页上清楚地写着我们很熟悉的话：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所有的人们在一起都知道和了解：应该正直地活着，辛勤地劳动，并且热爱和卫护这个名为苏联国家的广大的幸福的土地。”

“这是他在回答我以前的问题。”卓娅小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