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凭吊古战场

中国汉族从渭水上游发祥，后来顺水东下，藩衍于渭水本流及泾水流域。再后又由渭水流域，扩张于黄河中下游，北及白河流域，南及长江珠江。然而随着汉族的东进，藏族、回族及蒙古族，亦交替扩张其势于泾渭流域之间，于是演出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战争。周代的犬戎，唐代的回纥、吐蕃，宋代的西夏，都在泾水流域和汉族作过大流血的战争。不过，自海外交通发达以后，汉族对外关系，已由西北六陆移至东部沿江沿海一带，陕甘交界泾水流域的地方，始渐失其繁荣。然而自刘志丹纵横陕北，徐海东与毛泽东相继过甘入陕之后，映甘边境上之情况，又渐为一般读者所留心。

记者于十一月二日离西安，因友人之便，特往陇东庆阳一带旅行。经咸阳、邠州、长武，于四日安抵庆阳之西峰镇。次日即遭一场大雪，气候突然巨变，东来人颇感难安。

陇东宁县、庆阳、合水、环县一带为泾水支流马连河流贯的地方，这里是平均一千五百公尺左右的高原。一望平野，难寻半点山丘，只是高原上的雨水，汇流冲洗若干年后，在高原中已刷成无数的深沟峻谷，如从沟中望原上，又觉有层层高崖罢了。

宁县为唐代古城，狄仁杰尝为宁州刺史。城西十五里，尚有高丈余周约半里之秦太子扶苏墓。庆阳东北五十里，有公刘庄，有沃田数百亩，号天子掌，相传为姬周发祥地，至今仍任其荒芜。庆阳西南八十里有秦霸岭，相传为秦穆公走马会西戎处。西峰镇北彭原里，有唐肃宗时郭子仪李光弼之点将台。庆阳东有宋代范仲淹任环庆节度使时旧宅遗迹。北城楼之镇朔楼，亦为范仲淹与西夏对抗时所建。城东北一百八十里，更有大顺城，为朱庆历西夏内侵时，范仲淹以计筑成者。合水东百余里有驰道，为秦蒙恬斩山湮谷，上达上郡（陕北），下通戚阳之大道遗迹。顺子午岭起，南至关中，北抵河套，俗称为“圣人条”，传为秦始皇筑长城时所开运粮道路。

有谓周之先代，曾建都于庆阳，惜记者旅中无参考材料资研究。惟距今三千年以前，马连河流域，已为汉族活动的主要区域，实无可疑。自二千一百余年前的秦代起，此一带即成为汉族与西北各族争战之场，尤以宋代与西夏在环县，庆阳一带战争最多，九百余年前范仲淹、韩琦曾在此间为赵家天下，立下若干汗马功劳，故所遗宋代战迹特为普遍。

记者到庆阳一带，正是秋末冬初，十数万大军，转战于地广人稀之黄土高原上，进无足用之饮水与粮秣，退又为大势所不容，因忆范仲淹有塞上吟二首，虽时代与内容不同，而对于作战军队之描写，却仍恰到好处。其词云：“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攸攸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二）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

马连河为陇东北高原地带之泄水沟，此黄土高原上缺乏森林，地质又不能含蓄水分。在雨季，往往山洪暴发，而在旱季，不但河水如丝，随处可以涉渡，一般人之饮水，亦成问题。最普通之饮水来源，系挖土窖储蓄雨季中之雨水而成。凿井往往太深，非普通人之经济力所能办到。环县以北，因河水来自宁夏境内产盐区域，其味苦而咸。窖水之用更大，乡人一季所蓄窖水，即供其一年之饮用。如发生旱灾，或有大批军队过境，耗水过多，窖 水告竭，则乡民往往取水至数十里之外。

居住方式，则地下窑洞，多于地上房屋。往往有所谓村落也者，地面上并不见有房舍，而地下却有若干人家。窑洞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系在黄土断崖边，并列向里掘入，成为若干互不相通的单窑。又有自平地掘入，先成一大平底四方阱，然后从四壁各自向里挖成若干单窑，更自阱外地面掘斜洞以通于阱中，成为过道，亦俨然有院落之形式。土窑冬暖夏凉，除光线与卫生问题，值得相当研究外，殆为西北上最理想之住居办法。窑洞上可以行人马，可以走载重大车。从近代防空设备之观点言之，西北之窑洞，且将为一般住所之模范。

环县、合水接近陕北地区，往往四五十里始有三五人家，土地荒芜极多，农地尚多在粗放的三轮种植时代。在陕北边境上，牧畜比耕种为盛。

此间无土地之农民甚少，但因地广人稀，大地主所拥有之土地，其面积之大，实可惊人。往往以山或川为计算大地主所有权所及地区之单位，如云某某川为某人所有，或某山至某山为某人所有。彼此之间，亦无精确界限。庆阳城中有数大财户，拥有数条川道土地，究不知其面积有多少。当其盛时，但知有牛八百万头，羊一千二百万只。如以牛作五元一头，羊作二元一只计算，则其货币财产当为六千四百万元。

过去军事割据时代，马连河流域偏僻之区，军人与贪污土劣相结为恶，无限度的剥削农民，环县、合水、保安一带，因对外交通闭塞，剥削方法更新，往往一担柿子，通过街道，须纳税四五角，全担柿子之本价，或不及此数。鸦片烟税每亩抽四五十元，而每亩产烟之全价，亦不过如此！ 庆阳一县，从前每年收入不过四万余元，而每年支应军费在十二万元以上！此种额外收入，皆非法取之于民间。贪污土劣更从中多方勒索，积数十年来之事实，已使此方农民得一深刻之观念，即一切政府机关法令委员等，皆以“耍钱”为本质，故对政府根本失去信仰。

地方教育尤落伍可笑，各县皆无中学，高等小学已为最高学府，主持高小之先生，必授“学而”、“先进”、“诗云”等科目，始受地方欢迎，如教“科书”（即“教科书”之俗称），则此先生准有打破饭碗之危险。故此等小学中，往往有三十左右之老学生，仍对新旧知识，一无所知。其父兄则尚往往以其子弟系“学而未进”自慰。

（三）刘志丹之鼓动与民心之向背

由于交通之隔塞，政治之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东接境地区之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平日除有提款委员以鞭笞与他们间或相见外，其他可谓与政府无丝毫关系。狡黠者往往利用此种社会背景，啸集山林，一以敌抗官府之无厌征求，再以图一般有为分子之共同出路。故此地带素为绿林豪杰活动之区，驰名中国各省之樊钟秀，与曾在西北盛极一时的陈国璋，皆发祥于此等地区。即刘志丹亦曾在此一带作团旅长等职。不过在刘志丹以前，所有绿林运动，总不外以个人荣达为目的，以义气为互相结合之“水门丁”，尚无大的政治系统为背景，无与社会打成一片之政治组织，无一贯的社会政策，更无所谓政治目标。

然而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为一致社会运动。他针对着政府的缺点，来宣传组织民众。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牛羊予一般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投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再加以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台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百里以内之民众。

此次毛泽东以不及万人之疲惫的徒步之师，截击与追击之者，不下数万人，如跟踪以人陕北，不但毛泽东一路将散亡大半，即刘志丹之老家，亦将大受影响。然而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寥若晨星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秫，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失据之苦境中。彭德怀于洞悉此种情况后，乃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作猛烈反攻，追击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此种反攻之动作，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

目前国民党政府在陇东北庆阳一带，针对着刘志丹的政治工作，作两种政治设施：第一、在消极方面，澄清吏治；其次、在积极方面，著力于交通、保甲、道路的举办，这是希望配合军队，对赤色运动加以制裁。

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仍然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