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套中一大特色，即为天主堂，总堂在三圣宫。临河西境乌拉河至磴口之间，尽为天主堂势力。甚有“天主国”之称。此间种地农民，非入天主教不能种地。事实上（非法律上）这一带的居民尽为教徒，教堂为惟一可以指挥民众之机关，神父为最有支配民众力量的首领。一般农民只知有天主堂，而不知有政府，只知有神父，而不知有官吏。教堂于宗教之外，兼办水利、农业，以至于保安等工作，三圣宫教堂所在地，外围以深壕及高厚之城垣，集居民数百家于中，有城门，有炮楼，俨然正式之“城国”（City State）。

原来这里是阿拉善旗的土地，天主堂在七八十年前即来后套传教，势力尚小。庚子八国联军之役，教堂亦曾受相当扰乱。和约缔结之后，此间教堂亦要求赔偿，遂定由阿拉善旗赔损失五万两于教堂。当时阿拉善旗王爷是现在达王之祖父，已现交二万两，尚欠三万两，于是遂将三圣宫一带土地作抵，归入教堂手中。经其数十年之经营，遂造成今日之特殊现象。

记者以为宗教之伟大，在于“感化”。上帝之所以要宗教之存在，乃在使此等“先知先觉”的，肯“牺牲一切”的宗教领袖们，来劝化“顽顽的众生”，所以如果“顽顽众生”有侵犯宗教之处，当更加努力宣化，使其“觉悟”，教堂当无凭借本国军事政治力量而要求赔偿之理。本来是精神感化的“神圣事业”，这样要求赔偿，岂不成了通常的市侩行为。又在清代的银价说来，一个教堂里的东西，无论如何计算，二万两已经足够赔偿。如果有生命损失的话（当然没有），那正是“为宗教而牺牲”，不必在金钱上找代价。再则到对方无力再赔的时候，应该本“上帝的仁慈”，不再追收，何必要土地来抵押？就传教事业本身来说，教士只能以“宣扬教义于民众”这一任务为止，其他经济、政治、教育的事情，绝对不应该过问。中国政治紊乱，它自己会寻求出路，中国经济落后而破产，它自己会有解决的途径。如果你们觉得在中国有安全的危险，或者贫困的压迫，那么你们很可以回到你们自己“先进国家”去过日子，不必在我们中国造成些特殊势力，增加我们“自我改造”的困难。

比方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学校，表面上很好，令我们感激。但是你看看教的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明白。记者在三圣宫时，看过他们的“国语教本”是他们教会自己编印的。里面虽然是汉字，但是有两种思想让人看了不懂：第一，它说中国之所以穷，由于实业不发达，实业不发达，由于大家“懒”，即是“不知振作”，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试问天津、上海破了产的工厂，是不是因为我们工人整天在工厂里睡觉弄糟的呢，还是因为关税在外人手里，保护不了自己幼稚的工业，活活的被外国工业品打倒的呢？第二，它说人是造化主造的，不是进化来的。那么宇宙是有定的，人生是有定的，总逃不了造化主的定型。像我们这样被人压迫的民族，也是造化主事先定好了的，我们大可以安心被人压迫，被人欺凌，不必起来作什么反乎天意的解放运动！

诚然思想自由，我们不反对，信仰自由，我们也赞成。但是那是对青年以上的人说的。这些乡村儿童，知识本来简单，你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就信什么的，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因此，我们以为目前中国，自对于宗教问题，最低限度应如此做法：第一，确实保障成年人信仰之自由，排除一切干涉宗教自由信仰之力量。第二，教会（无论何教）绝对不能在“宣扬教义”一事之外，以教会或教士资格做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第三，限制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上述办法，如与不平等条约抵触，则根本取消不平等条约。上帝的心是公平的，对于取消不平等的条约，他一定能赞成，这一点我们敢于相信！

二十八日住补路脑，屋内臭虫太多，屋外又无帐幕，我们就到大车里过了一夜。次日发补路脑，旋过乌拉河，即入绥远临河境。

临河境内公路与桥梁工程，皆甚良好，仍荒地太多，人烟稀少，将来一定可以供大规模屯垦之用。行五十里至黄杨木头，民间有烟瘾者异常普遍。为中国前途着想，记者以为：“宁可使财政破产，鸦片绝对不可再蔓延！”

黄杨木头与临河之间，亦大半为上等良田，中间有一段蒙古水草地。蒙古女人之放牧者，一面放牧，一面缝织衣服，有小沙窝处，间或露出蒙古包，不减塞外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