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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计有两城，一日满城，一日汉城，或日新城与旧城。新城现完全变为马步青个人练兵场及私人住宅。旧城为一般商业所在。新旧城问有一极为平坦的马路，马路两旁植树已成林，风景宜人。惟此间造林，其树苗乃系砍伐另外民间树木而来，这是“毁林以造林”，真正的造林，不是“移林”，而是普遍的增植树木。

武威的军政情形，记者所知者不多，惟此时适读明戚继光先生文集，见其“誓词”有云：“其将领士卒，若秦视越，……逦无痛痒相关之情，恣意科敛，以供馈送，分类搜索，以需造作，极力咨询，以奉奔走，俯首侦伺，以徇好恶……至于随处差委员役，极彷徨以应……却将事实，一毫不为。”我希望凉州不会是这样。

地方军权如果侵入了税务、司法、县政，那简直是不可收拾。所以凉州的税局、法院，县政府在他们正当业务之中，都非常清闲。地方上几个大绅士与军队“勾结”，包办了一切。

县政府所能做的工作，就是“逼款”。记者在武威是住在离县府不远的地方，每天夜晚都有许多人从县府垂头丧气的出来，引为奇怪，有一天晚上，特别去参观究竟。当记者将近县府的中堂，有两种声音刺入耳鼓，声音发自相近的两间屋内。一种是：“啪，啪，啪……”的竹板击软性物的声音，杂以：“一呀，二呀，三呀，四呀……”的唱数声，再加以“哎呀！哎呀……”的惨叫声。另外一种是“碰扑！碰扑！……”的重杖击一种松中带埂的物体声。还“嘿，嘿……”声和“啊呀！啊呀……”的沉重痛呼声。再前进数步，在两处黑暗的灯光中，显出活动的复杂人影。记者渐挤入人丛中，先“啪、啪”声那面走去，只见两位操贵州口音的人坐在一张公案上，案上有一盏异常黑暗的菜油灯，中国土红纸做的灯罩罩在上面，他们每人头上戴一顶土耳其式帽子，看来一位是科长，一位是科员，科长坐在上方，面前放的几本粮册捐簿之类，手里拿一根小鞭，似乎是临时的指挥棍。科员坐在侧方近灯处，前面也有记帐的簿子，随时把钞票对灯光照照，似乎在看是不是假的。公案前面有八条特制手刑木凳，八个衙役分两行各人管理一张凳子，凳子上正有几个人被打着，外面环绕凳子站立的，有近百的“非绅士”模样的人，也有些随便坐在地下。不过，大家的情绪，没有一个觉得奇怪或者紧张的样子，似乎都是等着“消了差”就算完事的神气。突然，“王大兴！”的叫呼声，发自科长口中，人丛中应声出来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他很迅速的跪在公案前面，是什么的脸面，记者没有看得清楚。“你的款子怎么样？”科长问。“没有法子想！老爷开恩！”这是回答。“不行。打！”指挥棍向那人一指。“老爷！我今天只有五角！以后再想办法，”“不行。打！不过，少打你十个。”……

民间对于军队与地方各机关的供给，实已疲于奔命。如柴一项，民间亦有拆屋作薪，缴纳“官柴”的现象。所谓“斧劈柴，一斧一心酸，昔为栋与梁，今为樵与薪——，这样的历史谚语，我们不要忘记！记者过武硪时，驻军正大劈了两个劫人犯，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三天。他们以为这样严刑重罚，可以制止盗贼的发生，其实未必尽然。请看束末文天祥给当时湖南大帅江丞相的信中，关于“贼”的讨论：‘羲贼有出于田里之饥荒，有激于官吏贪赣---…”所以真正原因不除，民生日渐破产，无论如何杀头，都是不行的。

三月八日记者特至凉州西二十里之天主教堂一行。此间原为甘宁青三省天主教之总机关，创立将近百年。现总会虽移兰州，此间仍为各种聚会要地。堂中多德国教士，华服华语，除面目外，不易别其为非中国人。他们自己种有葡萄，自酿有极佳之葡萄酒，记者痛饮几醉。唐王翰凉州词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记者如不到天主堂，几错过凉州之“葡萄美酒”矣。

此等教士有种种方法吸引民众，交接官厅，人多精干老练，对于中国社会情形洞悉无余。关于军事消息，中国边地官厅，往往须借助于他们，始有应付办法，记者对于宗教，认为各有其真义，各人尽可自由信仰。但外国传教士自由在中国设立教堂，设置产业，收纳教徒，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布全国，是否会有其他的危险，颇值得研究。记者且举一段八国联军时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八国联军总司令是德皇威廉第二的侍从武官长瓦德西伯爵（ Waldersee）。他进了北京，再发兵攻张家口，之后，给德皇一个详细报告。兹节录其中一段：“关于侦探一事，极难着手组织，所有内地消息之探知，余（瓦氏自称）多赖天主教神父之助，而且此种帮助，系出自彼等情愿。惟其中极为老练聪聪之主教Farier，不幸已于数日前，前往罗马，离开中国。彼临行之时，曾训令彼之代表Jarljn主教，务须尽力助余。因此上校Yorck伯爵进兵张家口之时，曾有许多神父随营效力相助。”（见王译中华版，瓦德西拳乱笔记）此种太高级的军事政治行动，我们不能说一般传教的都知道，而且真正以传教为神圣任务的人也很多。我们不能不引为忧虑的，是中国政治力量不能自由支配的如此其多的外国传教士，如蛛网式的布满了中国，为中国自己打算，为公正的道理着想，是不是一件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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