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新华社1947年3月从延安撤退、到1949年3月进驻北平（北京）这条路的想法，是这两年整理父辈们留下的文字时逐渐清晰显现的。这些文字绝大多数并非回忆录，而是他们当年在“三查三整”、“反右派”、“反右倾”直到“文革”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所写的“汇报”、“检查”、“交代”、“揭发”等等。
说来奇怪，大小也算个知识分子，新华社的老同志中写回忆录的却寥若晨星，还比不上诸多戎马一生的武将。也许，他们写了太多这样的东西，实在是写得有点累了。
“文革”结束后，这些材料被退还本人。有的将其一把火烧掉，有的甚至未去认领，委托“组织上”销毁。也有的被留到了今天，被我们重新“发现”。即便是在这些形式扭曲的材料中，也还大量保留着他们当年的音容笑貌、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大量保留着他们在延安、在晋绥、在太行、在西柏坡的印迹。
作为新华社的“老小孩”，现在我们多已年届花甲，而我们的父母，当年在黄土高坡上一起工作、生活、转战的时候，还都是仅仅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些材料的主人我们都非常熟悉，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好像重新认识了他们：原来父亲母亲和叔叔阿姨们当年是这样的朝气蓬勃、乐观积极、敢做敢当、亲如一家，与我们脑海中总是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忧心忡忡的印象大相径庭。他们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实在令我们心驰神往。就这样，一群有着同样童年的新华社“老小孩”，一起踏上了追寻有着同样青春岁月的父辈之足迹的旅程。
择地三迁的新华社
根据一些现已公开的史料分析，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延安后，新华社一迁瓦窑堡、二迁晋绥、最后到太行，历时3个多月，行程3000多里的东撤路线，是随着不断发展、恶化的内战形势而逐步确定的。
1946年4月，国共内战一触即发。毛泽东及时提出“全党办通讯社”，要求新华社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健全通讯网，以此作为应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重大战略措施之一，以便在战争期间及时向国内外传播中共声音、沟通各解放区情况、指导各地党政军工作，鼓舞军民士气。
5月，根据中央的决定，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合并，实行以通讯社为主的战时体制，为此内部进行了大改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确实高明，新华社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同时，这也为新华社转战西北、华北做好了组织准备。
一迁瓦窑堡。
1946年11月，为预防国民党军进攻，中共中央机关开始向延安东北180里的瓦窑堡疏散。新华社也在瓦窑堡的史家畔一带地建立了战备工作点，所有能离开工作的妇孺老弱首先撤退。
抗战前，瓦窑堡地处陕北苏区腹心，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驻地就在这里，当时延安还在国民党手中。
窃以为，之所以在离延安不远的瓦窑堡建立战备点，是因为此时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也许还没有后来实际发生的那么严重。也许他们认为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国军占领延安就算完了，不会在陕北展开全面清剿行动。因为国军一向是以占领大中城市及主要交通线为基本作战目标，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运动战正是解放军的强项。所以，或许此时中共中央打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国军进攻时，把延安城让给国民党，自己撤回到瓦窑堡，恢复抗战前的态势。当然，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也还可以东渡黄河，撤到晋绥解放区去。
有一个旁证，可以说明当时对敌情的判断比较乐观。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20世纪90年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农历春节临近了，在瓦窑堡的婆姨娃娃开始想家了，嚷嚷：敌人又没有打延安，让我们回延安过个年多好……结果回到延安的有1000多人。他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胡宗南就行动了，又得回瓦窑堡。”[1]
这1000多人中，新华社的有多少？恐怕已经无法统计了，但其中至少有个李慎之[2]。他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中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我和张贻[3]到新华社不几天，因为胡宗南有进攻边区的迹象，总社即疏散一部分人去瓦窑堡附近的史家畔。张贻先走，过了几天，我也去了，编辑部大概去了一半，在那儿干了约有一两个月的工作（我已记不起当时到底有没有接替延安的工作，反正延安的工作并没有停），因为胡宗南进犯的危险缓和，我和一批“壮丁”又调回延安工作，但是工作了没有几天，就得到消息，说张贻得了严重的伤寒，无人照顾，组织上要我回去照顾她。我于是又回瓦窑堡，住在中央医院，完全做张贻的看护，等到她的病差不多了，又回延安，不料这时胡宗南真的打向边区了，因此工作了又是没有几天，就马上向北撤退。”
二迁晋绥。
1947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出了最后一期。3月14日，廖承志率新华社撤离延安。3月15日《解放日报》开始在瓦窑堡出版。但没过几天，好不容易用驼队从延安运来的印刷机等机器设备，就不得不被坚壁清野，新华社再次踏上了转移的征程。
何来去如此匆匆？原来，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完全掌握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已经知道国军不以占领延安为满足，中央机关的大队人马在陕北肯定是待不住了：“总裁（指蒋介石）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4]
老蒋这回想鱼与熊掌兼得：不仅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且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胃口不小。然而百密一疏，3月3日，在胡宗南手下的军、师、旅长都还没有看到作战计划时，他最亲信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就已将其密报中共中央了。
要说胡宗南也真可谓“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末路英雄。熊向晖这颗周恩来布下的“闲棋冷子”，本来抗战胜利后经胡保荐赴美留学，船票已经买好，马上就要束装就道了；鬼使神差，胡宗南却又“上穷碧落下黄泉”，通过军统把他从杭州找回。当时熊向晖还以为是身份暴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却原来是胡让他“打完这一仗再走”。“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大战在即，哭着喊着非要把敌军间谍请进辕门，你还见过比胡宗南运气更坏的主帅吗？
现在终于明白了：国民党军不但要占领延安，还要在陕北“武装大游行”，形势比原来预计的严重得多。于是，3月8日延安召开了“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相继讲话，大声疾呼紧急动员，丢掉幻想，准备战争。朱德说：
“过去我们边区七八年来都是和平的局面，同志们也同日寇打过仗，也疏散过，但敌人就是没有来，大家的和平观念已变得很深了，这一和平观念要改正过来。胡宗南的进攻首先要进攻延安，这次进攻不仅是可能的事，而且是一定的了……同志们过去不相信敌人会打来，这次一定要相信了……我们要准备长期作战，打它一年半年（注：胡宗南的军事计划是以三个月为期），如果还没有打出去，就打它三年五年，一直把胡宗南消灭为止，以配合其他解放区争取全国的胜利。”[5]
有了熊向晖的情报，中共中央现在料敌如神；有了熊向晖的情报，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共中央机关可以不慌不忙，从容上路。你3月13日开始进攻，我就3月14日开始撤退。你3月19日占领延安，我就3月20日东渡黄河。
周恩来对他这位学生胡宗南的评价是“志大才疏”，一针见血。胡宗南和彭德怀过招,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打运动战，绝对是班门弄斧。再加上解放军的情报工作制敌于先，彭德怀刀刀见血，打得胡宗南满地找牙。丢盔弃甲、灰头土脸之余，胡宗南在陕北只“被留下”了打油诗一首：“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
熊向晖对中共中央、对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央机关做出巨大贡献、被毛泽东誉为“一人可顶几个师”。当时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兵团加上地方部队一共才3万余人，顶多也就编齐装满员的3个师，可见熊的作用之大、分量之重。顺便说一句，熊向晖就是对外部熊蕾同志的父亲。
三迁太行。
有点扯远了，还是说当时的新华社。据吴冷西[6]回忆，新华社原本是准备转移到晋绥解放区的，并为此提前派出陈克寒[7]率领的先遣队到晋绥中央分局所在地的兴县。但后来感到那里条件不具备，才电请中央改换地方。[8]
秦晋一衣带水，新华社在晋绥，与转战陕北的毛泽东隔河相望，工作会有诸多方便。究竟是什么条件不具备？吴语焉不详，还是《杨尚昆回忆录》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
“中央原来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河西毛主席身边工作外，大部分转移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三交镇。但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周围的“绿头苍蝇”从四面八方都叮上来了。为了加强陕甘宁的兵力，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的两个旅和张宗逊的新编旅过河，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有所减弱。中央估计‘数月内贺、李处局面将较紧’，所以在3月25日来电，要我们将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央机关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留下的机关也不要过于集中，必要时可以转移到太行去，以‘免在傅阎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3月29日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前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这样，我们的行止处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大约有一二个星期……
4月中，按照中央的方案，我们组织在晋西北的一部分人员分别西渡和东行……东去太行随中央工委工作的，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解放日报社（即新华社）、中央青委；军委政治部、三局一部和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各一部，合为一个单位；还有总卫生部、供给部和杨家岭行政处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1300多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经静乐、崞县（今原平县）、五台转入河北地区。”
有个背景情况应当交代一下：解放战争初期，晋绥和晋察冀的部队联手，一战绥远，再战大同，三战集宁，几仗都没有打好，不仅没能实现攻城略地的战役目标，反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1946年10月，连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张家口——当时中共在关内所占的唯一“大城市”，也被傅作义用“围魏救赵”之计端掉了。聂荣臻等不得不退回太行山的山沟里。[9]
按说晋察冀兵非不多也，抗战胜利时已达100个团；将非不勇也，解放军中名噪一时的“三羊(杨)开泰”，聂的手下就占了杨成武、杨得志俩。本来估计傅作义的杂牌军兵力有限、装备不良，是个软柿子好捏咕，结果碰了个大钉子。聂荣臻、贺龙硬是啃不动，倒让对方占了便宜。古人云：兵不在多在于精，将不在勇在于谋，信哉斯言。
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影响是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当时聂荣臻手下的骁将罗瑞卿后来评论说：
“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晋察冀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10]
还有个花絮很有意思：此次战役中，聂、贺部本来占据优势，新华社甚至已经公开播发了获胜的战报，结果战局被傅部逆转，伤亡惨重。傅作义得手后，得意忘形，极度膨胀，给毛泽东修书一封，公开发表，“气吞山河如虎”，直视毛为无物：
“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在信中，傅作义竟然还要求毛泽东“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并允诺：
“只要毛先生参加政府，以政府一员的资格向国府保荐贺龙或你们任何一位先生接替我的现任的职位，我不但首先衷心欢迎，并愿尽力促成。你如果不嫌的话，我自己愿在毛先生部下当一个最低级的职员，而绝对忠实的服从你。”
不难想象当年中共方面看到这封极尽羞辱之能事的信时的感受。据说毛泽东要求《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以激励众将诸军知耻而后勇。
内战时期，打仗第一、胜利第一，打败国民党才是硬道理。仗打好了，一好百好；仗打不好，说出龙叫唤也白搭。聂荣臻让傅作义弄得颜面尽失不算，还累及中共中央。难怪1947年8月，在西柏坡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刘少奇当着聂诸多部下及其他大战略区领导的面，在报告中劈头盖脸，严厉地批评了晋察冀：抗战胜利后骄傲自满，对国民党的斗争表现右倾，满脑子和平幻想。刘甚至声色俱厉地说：“你领导是干什么的？占着茅坑不拉屎！”当时坐在台下的聂荣臻面红耳赤，“双手捧着笔记本，再也无法记下去了”。[11]刘少奇的这些批评不为无由，相信也绝非他个人意见。然而想当年，晋察冀可是毛泽东亲自题词命名的“抗日模范根据地”呀！
物极必反，傅作义也没能风光几天。1948年底，林彪麾下的“狗皮帽子”一进关，很快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地打下新保安和天津。“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傅作义心知肚明：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打又打不得，走又走不了，大势去矣。北平传檄而定，新华社跟着就进城接收来了。
那是后话，暂且不提。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晋绥主力被调到陕北，归彭德怀指挥了。当面就是出名难对付的狡敌、惯于长途奔袭的傅作义，晋绥的“空城计”不好唱，战场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担心中央机关进入晋绥的5000余人在“傅阎两敌进攻时受损”，实在不为多虑。于是，新华社又踏上了向太行的转移之路。与此同时，中共中央3月中旬电令晋冀鲁豫中央局紧急筹建的临时总社，于3月29日开始发稿，接替了3月28日停止广播的瓦窑堡。
风雨兼程太行路
就这样，除留一支精干队伍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外，新华社大部离开晋绥继续东撤。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在东撤的中央机关中，新华社的队伍最庞大，代号“昆仑支队”，下辖电务处、编辑部和行政3个大队。
昆仑支队人多，又多是知识分子，但却组织得不错，一路上跋山涉水，没有减员、掉队。代号“302”的社长廖承志[12]平易近人，毫无架子，跑前跑后，来回照看，见到怀孕的女同志还不忘调侃一句：“你什么时候下蛋呀？”过黄河、过汾河，都发生过孩子被冲走的悲剧，还有的被赶牲口的民工拐跑了，但新华社的孩子却都毫发无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陕甘宁、晋绥、晋察冀等军区，在中央机关东撤的沿途设立了兵站，提供食宿和安全保证。离休前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当年也是昆仑支队中的一员。不过他可不是第一次长途行军了。抗战胜利后，他先随队伍从延安徒步走到张家口，后来进了北平，后来又撤回延安，这次又从延安撤退。晚年回忆当年行军时的情景时，于光远写道：
“每隔几十里设立一个兵站，负责帮助过路的人顺利完成“行军”的任务。这些兵站把过路的人住的、吃的地方都事先安排好。第二天一清早，大家按时起床，简单地盥洗完毕，这时兵站事先已经动员好的当地老乡带着自己的大牲口就来了。每个大牲口都有一个可以捆铺盖卷的木架。这时候大家把铺盖交给老乡，老乡就把铺盖捆到木架上去，然后大队人马就出发。中午大队人马和老乡在事先安排好的地方吃一顿饭，略事休息就接着走，到傍晚就到了下一个兵站，把铺盖卸下来老乡就回去了。我们又在事先安排好的地方吃晚饭，过夜，第二天把前一天的活动方式再重复进行一遍，去第二个兵站。因为行军的队伍多了，兵站的这项工作组织得很好。”[13]
据一些老同志回忆，昆仑支队除了首长、孩子和老弱病号外，无分男女大家一律开步走。毕竟都是文化人，说是“行军”，其实并不像部队那样列队行进，而是三五成群，自由组合奔向宿营地，就像今天的相约出游的“驴友”们。沿途兵站为招待中央机关的同志，伙食搞得都不错，有时比在延安时吃得还好。
行军主要是在白天，但有时为了躲飞机、过封锁线，也在夜间行军，比如过黄河时。李慎之回忆：“晚上行军走路，我让大家拿根绳子拉住。走路都睡着的啊，这也是我在那时候才体会到的。”
说到行李，其实大家的都很简单。我父母一家四口的全部家当，除了有盖无铺的铺盖卷，就是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一些换洗的旧衣裳。其中最“高档”、最“时髦”的，是一件用毛料男西服上装改的女上衣。男西装原来的主人，是不久前刚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撤退到延安的陈昌谦[14]。西服革履行军中用不上，轻装时他就分送给了同事。我父亲分得的一件男上装，被我母亲改成了女式上衣。
当然也不是没有出过问题。据我母亲、时任电务处中文译电科译电员的何叶[15]回忆，在过汾河时，后面有一头骡子调皮，拱了前面骡子的屁股一下，前面的骡子受惊一跳，把背上的柳条筐掀到了河里，筐里我的两个哥哥、6岁的启明和3岁的启阳也一同落水。当时我母亲在汾河对岸，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焦急万分却无能为力。幸好落水的地方已近岸边，孩子很快被救起。河中央水流很急，如果那个调皮骡子早两分钟发飙，恐怕我的两个哥哥就看不到新中国了。我母亲有个老战友，解放后在301医院工作，她的孩子就在过黄河时付诸东流了。
翻越北吕梁云中山时，挂在山崖间的羊肠小道十分险峻，一个驴背上的驮筐刮到路旁的山石上被掀翻，刘俊[16]和瞿独伊[17]的两个孩子滚落地上，差点就滚到另一侧的万丈深渊里。刘俊阿姨吓坏了，跑过去一看，孩子睡得正香哩！
在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三交镇待命期间，陈龙[18]和刘秀兰[19]的独子小龙和他的小伙伴、我二哥启阳同时发起了高烧。送至转移到附近的中央医院后，启阳痊愈了，小龙却因脑膜炎后遗症，留下了永远的痛。
当时的新华社里有不少对夫妇，但行军、宿营都是在各自的队伍中，并不一定能互相照顾。比如我父亲王飞[20]，当时在“设营队”负责打前站，一路上与老婆孩子没见上几面。比起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女同志、特别是孩子妈妈，又要行军，又要照顾孩子，是最辛苦的了。有一天夜里我哥哥发烧，想喝点开水都不可得，母亲只好拿着搪瓷茶缸，在煤油灯上一点一点地给孩子烧。
还是李慎之，还是“文革”中的交代，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让我照顾编辑部几乎全部的婆姨（女同志）、娃娃和病号，由我当婆姨娃娃队队长，首先向山西撤退。我当时是一个23岁的青年，过去从来没有在荒山野岭里行军的经验，深深感到这个担子很重，但是心里却怀着满腔热情，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总算冒着严寒与轰炸，经过五六天的行军在晚上渡过黄河，把这批人马完整无损地护送到了三交。新华社的老同志，如林宁[21]、吴棕音[22]以及老病号如王唯真[23]、黄操良[24]都是我这支队伍里的成员。我在行军途中深深感到共产党、解放区的伟大。在地理上和经济上说，这是我平生所从未经历的荒凉穷苦的地区，然而群众都有高度的觉悟、完善的组织，一路上出人出毛驴，按站把我们送过黄河，使我初步领会了组织起来的群众的伟大的力量。
到了三交以后，等了大约有一个月，延安老家的人，以廖承志为首都来了。他传达中央决定，新华总社迁往太行山，晋冀鲁豫边区继续工作。于是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千里行军。廖承志是行军大队长，陈适五[25]是编辑部中队的中队长，吴冷西是支部书记，我是他们下面的一个小队长。走了一两个月，横断整个山西，在五六月间到达太行山区林县[26]的西戍村……”
东渡黄河时与李慎之搭档的谢韬[27]，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
“老弱病残和未成年的孩子，总共一百多人，组成一个大队，其中有新华通讯社的老干部韦君宜[28]、杨述[29]，瞿秋白的女儿独伊和女婿李何[30]，以及方实[31]、白天[32]、王丹一[33]等，还有李慎之的妻子张贻因为怀孕挺着大肚子，只好留在这个大队中。我的妻子卢玉带着一个小孩，负责大队的医护工作，张贻则是她的重点护理对象之一。新华通讯社领导同志任命李慎之担任大队长，我当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必须带着这支老弱病残孕与未成年的孩子们组成的大队，安全地撤离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再转到临县三交镇，同新华通讯社总社会合。总社只给我们派了两个战士，带着一条长枪和一支短枪，负责保卫工作，其他所有事情都由李慎之和我全权处理。这个任务对我和慎之来说是十分艰巨的。我们人生地不熟，听不懂当地百姓的土话，百姓也不懂我们的话，只能边说边做手势，才勉强明白对方的意思。尽管如此，我通过地方政府找到当地老百姓，千方百计弄到了一百多匹骡马和毛驴，还有部分车辆，解决了尽速撤离的关键问题。李慎之对我大加赞扬。”
撤离延安时，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不仅行路十分艰辛，还要解决一百多人的吃和住的问题。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钣，早晨出发时吃一顿，晚上到住宿地再吃一顿，中午饿了就拿出硬梆梆的干馒头，使劲啃才能啃下一小块。李慎之跟随大队前进，跑前跑后照料老人、小孩、孕妇、病号。我则先行一步，走在大队的前头，一边做路标，一边寻找住宿地。在一个老乡家不到五、六平米的炕上，要挤上四、五家人。实在没有地方住，我和慎之就把猪圈打扫一下，与猪同眠。第二天一大早天还不明，我就要提前上路。有一回我24小时没有休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爬山涉水行进了120里路，实际行程超过150里。事后谈起来，许多人部不相信，两个被人讥笑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教书先生，居然带着这支老弱病残的队伍，在北国的凛凛寒冬中翻山越岭，安全到达目的地。”
一年之后的1948年5月，当新华社踏上从河北涉县东、西戌村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征途时，国共双方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无论是东北、华北、西北还是华东，全国各主要战场的主动权都已落入共产党、解放军手中。此时新华社的行军，已经不是强敌前的转移撤退，而是迎接全国胜利的大游行了。
至于1949年3月随中共中央的“进京赶考”，更是一场欢乐嘉年华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人人踌躇满志，意气风发，“11号”也换成了大卡车。
要问进城后的“考试”成绩如何？还是让历史和人民去评说吧。
今天我们在路上
感谢总社社史办的郑德金同志和办公厅档案处的同志们，十分热心地查找、提供了大量史料、档案，帮助我们弄清了新华社当年行军的具体路线。特别是档案处的同志，在库房中翻箱倒柜找到了一份《从延安出发路程图》，4张草图分别画在十分粗糙的4张横格纸上，清楚地标明了新华社从延安到晋绥、到晋察冀途经的所有村庄和详细里程。不知这是当年哪位同志的手笔，弥足珍贵。
原想完全沿着原路，从北京返回延安。仔细研究后才发现，除非依然开步走，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太原、石家庄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都在国民党手里，为要避开敌军的围追堵截、飞机轰炸，当年新华社行军兜了很大的圈子，翻山越岭，走的多是乡间小路。即使最新出版的地图上，当年穿越北吕梁云中山和太行山的路线，仍然没有公路。
时间有限，大家商量后决定，到新华社当年东撤途中的几个主要驻地去看看。
4月17日：西柏坡和东西漂。
2010年4月17日，筹划多日的重走父辈路终于成行了。早上7点多，一行13人聚集在新新所住的马连道中新佳园，乘坐包租的考斯特中巴出发。当年父辈是步行，今天自驾车还嫌累，最后是租车出行。和父辈比起来，借用赵本山小品中的话说：“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那？”
不过集体乘车有个好处，就是方便聊天。一路上大家欢声笑语，抚今追昔，回首当年，大发思古之幽情。我们这支队伍的全体成员如下：穆青[34]的儿子穆小方，蒋齐生[35]、郑德芳[36]夫妇的孩子蒋新华（新新）、蒋燕燕及其老公叶永和、蒋新东（东东）及其夫人尹建华，耿健[37]、刘剑钊[38]夫妇的女儿gyx，肖希明[39]的儿子肖援朝，李慎之的儿子李三达（五零），方实、白天夫妇的女儿叶维丽是专程从美国赶回来的，最后还有王飞的儿子王启阳及其老伴刘淑敏、启阳的弟弟——我。
中午在平山县城吃了饭，下午首先到西柏坡，参观了位于刘少奇所住农家院内的“新华通讯社旧址”。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8年5月底，新华社人员分批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涉县东、西戌村北上，首批人员6月6日即开始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建屏县（现平山县）总社新址上班。当时新华社各部门分住在西柏坡附近一些村落里，在刘少奇院内的，其实是当时新华社总编辑胡乔木[40]的住所和所谓“小编辑部”的办公场所。当时我父亲王飞和恬恬的父亲方实，都是小编辑部的成员。
恬恬对院内刘少奇占房子很多、很大，而新华社“小编辑部”十几个人只能在总面积30平方米左右的3间房里办公（其中一间还是胡乔木的卧室）颇有感慨，说共产党那时等级差别就很大了。我说其实差别不自那时起，在中央苏区就有。不过话说回来了，比起进城后、比起今天，西柏坡那时的等级差别何足挂齿？
其实真正的西柏坡村已经被岗南水库淹没了，现在的所谓遗址，是后迁到坡上异地重建的，真正的“山寨版”。而新华社的旧址，更是2006年才重建的。
接着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然后沿滹沱河谷奔向上游、距西柏坡23公里的东漂、西漂村。1947年5月14日，从延安转移的新华社队伍，经晋绥解放区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建屏县（今河北平山县）东、西漂村，在此休整待命21天。6月初，新华社按中共中央指示，分批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临时总社转移，7月初全部到达涉县东戌、西戌村。
这里的河谷并不宽阔，大约500米左右。两面的山也并不高。东、西漂村还是“原装的”，紧邻滹沱河，依山傍水，山清水秀，确实像吴冷西回忆文章中所说，“一派江南风光”。这里是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的太行山深山区，当年这两个村和西柏坡同属河北建屏县管辖。吴冷西回忆文章和社史稿中，把东、西漂村归到了山西五台县则是弄错了。
我们非常幸运，在西漂村探访到当年的村公安员秘（当地方言发音为“柏”）长秀。他1925年生人，属牛的，今年已经86（虚）岁了。据老汉说，他13岁当儿童团长，1941年即入了党，后来也曾当过村长。当年新华社在此时的村长姓冯，早已去世。当时的村干部，他是硕果仅存的一位。这个小山村当年只有350人左右（现在也只有六七百人），家家户户都住了新华社的人。他对新华社当年驻此的情景记忆犹新，还记得当时新华社的管理科长黎光煜[41]、管理员李耀华（音），他说黎个子不高，负责伙食，和村干部打交道较多。
现在的西漂村里，好房子并不多，街道十分脏乱。老汉家的房子也很有历史了，一进屋黑乎乎的，当年新华社的同志就住在里面。老汉有一个儿子、两个孙子和四个重孙子，四世同堂，儿孙在平山县城住，老两口冬天住在城里，开春就回到山村。虽然年事已高，但老汉仍然坚持下地，种点供自家吃的菜。现在村里人均不到一亩地，主要种玉米，山上还有点花椒树。显然，仅靠这些，日子不会宽裕。好在对这些农村的老党员，现在省市都有补贴，去年是每月120元，今年提高到了每月240元。
据吴冷西等老同志回忆，当年新华社不仅驻在西漂，也驻在了东漂。东漂村当年距西漂村仅半里地，现在两个村已经连成一片。当年东漂村的干部，都已经仙逝。我们在东漂村也找到个80多岁的老汉，但他没当过村干部，对新华社是否在村里驻过已不复记忆。他只记得当年八路军的伤病员曾在村里住过。
东、西漂村虽然地处太行山深处，但当年日本鬼子也曾扫荡到这里，好在没有大肆烧杀。但这两个小山村所隶属的小觉镇（更在滹沱河上游15里处），当年就被鬼子全部烧光了。
到底是山里人，村里人对我们都热情，毫无戒心，有问必答。秘长秀身材不高，面目清秀，虽然已经腰弯背驼，但想当年一定也是个帅哥。老汉对我们很亲切，一再邀请我们进家坐坐，还要给我们烧水。他纯朴的形象，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们和老汉合了影，还在村里的小卖部给他买了些罐头、点心，聊表寸心。
晚上住在井陉矿区宾馆，全天行程约500公里。
4月18日：涉县东、西戌。
今天的行程十分不顺，但最后结果还比较满意。
早上7点从井陉矿区出发，原想上石太高速（京昆高速）横穿山西，直达秦晋交界的碛口，但刚进井陉收费口就堵车，从收费口一直堵到20公里外的河北、山西省界，据说山西境内出了事故，山西那边堵到哪里还不清楚。问了问堵在高速主路上的大车司机，告知已经堵了两三个小时了。等了一会，大家商量还是走为上计，于是掉头往石家庄、邯郸方向，到当年临时总社所在地的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西戌镇。
没想到过邯郸后，到西戌的省道又断路大修，只好在老乡的指点下，绕道走村级路前往。这一路跌跌撞撞，不知跑了多少冤枉道，问过多少次路，在乡间小路上七拐八拐，下午四点总算到了西戌。
不过等到了之后，大家感到这一天的颠簸还是值得的。我们先到西戌镇政府，找到了对当年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当地人、涉县作协副主席王矿清。他和其他几个作者合作撰写的专著《新中国新闻事业从这里走来——西戌的红色记忆》，今年已经出版了，书中对当年新华社在西戌的历史做了详细介绍。
1947年6月初至7月初，新华社大部从晋察冀解放区建屏县东、西漂村，途经定县、安国、河间、衡水、南宫、威县等地，分批转移至此，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组建的临时总社会合，开始工作，直到1948年5月底分批北进西柏坡。
老王很热情，带领我们先到了西戌村原廖承志和新华社编辑部住的院子，又领我们参观了有关展览。展览馆是光华中学修建的，担任该校校长的刘金鱼的女儿，在此热情接待了我们。老王送给我们每人一本书，并说他们已经筹到200万元资金，由此书改编的电影《号角》即将开拍。因为担心我们找不到去涉县的路，他把我们送到几公里外的大路上才依依惜别。
在当年廖承志住的院子里给妈妈打电话，问她当年住在哪里？90高龄的老太太已经记不清房东的姓名了，廖承志的房子，当年她也没有去过。但她对当年常常要跑到村外柿子树林里躲飞机记忆犹新。为了炸毁新华社的电台，国民党空军曾多次派飞机来侦察，但都一无所获。我母亲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为动员老乡防空而编的顺口溜：“老乡们不要麻痹，藏好你的好东西。东西藏到窑里边，不怕飞机丢炸弹。”
地处浅山区的西戌（当地口音为“席水”）还是比较繁华的。村子当年有2000多人口，是个大村，现在人口增长到4300多人了。东戌村与西戌村仅一街之隔，现有3000多人。西戌村现在还是西戌镇政府的所在地。
原想今晚赶到长治，结果8点才到涉县，遂决定入住涉县龙田大酒店。全天行程400公里。
晚上酒酣耳热之际，召开了我们这次“长征”路上意义重大的“遵义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是决定了下步路线：不去洛阳、西安了，直接横贯山西，经壶口去延安。二是决定重建“昆仑支队”，并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配齐了干部。根据“全民皆官”的原则，决定新新任支队司令员，启阳、淑敏分任支队政委、副政委，启星任支队参谋长、五零任副参谋长，燕燕及其老公分任支队政治部正、副主任，东东及其夫人分任支队后勤部长和政委。小方因为是回民，任政治部统战部长，“民族问题无小事嘛”。鉴于恬恬的美国大学教授身份，任命其为政治部敌工部长，问工作任务为何？答曰“瓦解美军”。正在为大家筹建网站的gyx任政治部宣传部长，援朝经常玩点小“失踪”，被任命为政治部群工部长。于是大家皆大欢喜，尽欢而散。
4月19日：从东到西走山西。
早上7：50从涉县出发，翻越太行山，跨汾河，再爬吕梁山，从东到西走山西。
郭兰英的歌中唱到“人说山西好风光……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从我们今天走的这一路看，太行山可比吕梁山强多了，绿化搞得不错，一些路段旁满山开着黄花、白花。路过的村庄、农田也都整整齐齐，颇有模样，村容比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农村好得多。至于临汾所在的汾河谷地的农村，更是漂亮。但吕梁山就不行了，山上光秃秃的，地瘠民贫，感觉很荒凉
原计划参观完壶口瀑布后，晚上住到陕西富县，结果由于租的车车况不好，翻山时慢得像牛车，下午4：30才到吉县，距离壶口还有40公里。天公也不作美，阴沉沉地下着小雨。大家商量了一下，这样到壶口天也黑了，不如就住在吉县城，明早再去壶口。于是入住丰泽园大酒店。吉县城很小，服务员骄傲地告诉我们，她们的酒店是城里唯一一家带电梯的。
今天一路上，大家兴致很高。在山西朔县插过队的东东唱了不少原生态的晋西北民歌，在运城插过队的五零也引吭高歌，唱起了左权民歌。谁知东东一首接一首越唱越有劲，苍凉、高亢的旋律还真是原汁原味；五零记不住歌词，渐现颓势。两人的PK，东东完胜。新新也唱了不少苏联歌曲，而且是用俄文唱的。
今天行程近400公里
4月20日：奔赴延安。
今天首先到壶口瀑布。整天都在下雨，但我们到壶口瀑布后雨停了，再出发时又下了起来。老天爷还算给了我们点面子。
壶口瀑布雄浑壮观、气势磅礴，黄河水在这里夺路而下，有如个个争先的千军万马，奋不顾身纵入万丈深渊；其巨大的声响，好似万鼓齐擂。“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咆哮的黄河万古长流，堪称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象征。当年我们的父辈，都是在强敌倭寇入侵时拍案而起、投笔从戎的。
在壶口瀑布面前，没有人能不惊心动魄、不五体投地，所闻所见，非笔墨可以形容。我是第三次到壶口了，仍然难以自己。面对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忽然想起了周恩来的诗句：“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年青时的周恩来也可谓血性男儿、豪情万丈了。
下午到了延安，先去参观了清凉山脚下的新闻纪念馆。193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原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改用“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的名义对外发稿。新华社原在延安城内南大街一个教堂的斜对面，1938年后移至清凉山。1939年3月，由于敌机常来轰炸，新华社随中共中央迁到杨家岭，1941年又迁回清凉山。
因为展览的就是父辈的事迹，大家都感觉十分亲切，看得也非常仔细。许多人在这里惊喜地找到了父母、十分熟悉的叔叔阿姨或儿时同伴的照片。大家七嘴八舌，追思当年往事。
因为天气不好，决定明天上清凉山。
晚上住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院环境和条件很好，与当年住窑洞、吃小米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延安干部学院正在搞个项目：“口述历史：延安的红色岁月”，到处采访当年的老同志，准备用所得的音像材料教育后人。他们要求我们协助采访新华社延安时期的老同志。符合条件的老同志没有几个了，身体尚可、能够接受采访的更是屈指可数。这是好事，我们答应尽力协助，等他们到京后帮忙联系吴冷西的夫人萧岩[42]、王唯真的夫人陈萍[43]、王飞的夫人何叶、李宏烈[44]和刘俊夫妇等。
今天行程不到200公里。
4月21日：延安到瓦窑堡。
今天又是全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早上先去了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的住所枣园，然后到父辈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清凉山寻访。大家兴致很高，在已经几次来过延安的启阳的带领下，我、恬恬都找到了当年父母所住的窑洞。当年清凉山上窑洞依山而建，一排排的很整齐。新华社有的老同志回忆，清凉山的夜景，“就像香港一样好看”。现在清凉山上的这些窑洞大都还住着人，窑洞前又私搭乱建了许多乱七八糟的棚子，整个清凉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乱、差，丑陋不堪，令人有点伤感。
上午还匆匆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新建的纪念馆富丽堂皇，里面展品很丰富，颇有收获。
中午在延安“金土地食府”，一边吃延安“土饭”，一边欣赏正宗的陕北民歌，男女歌者的嗓子如银子般纯净，听得大家如醉如痴，虽未废寝，已然忘食。
下午到子长县史家畔村寻访。1946年11月，新华社根据中央指示，在陕甘宁解放区的瓦窑堡（今子长县）建立第一线战备点，并将大部分人员撤到此处。1947年3月14日，廖承志率新华社其他同志从延安撤到瓦窑堡（留了二三十人坚持到3月17日夜，国民党军已离延安不远时才撤），并很快继续东撤。新华社最后一批人员3月28日撤出战备点时，蒋军已到10公里外。在瓦窑堡时，新华社对外名称为“文化供应社”。其中编辑部驻史家畔，行政处驻丹头，电务处驻任家畔，印厂在冯家岔。
史家畔村在一条深山沟里，通过乡党委纪委书记徐李伟的帮助，我们找到了当年新华社食堂所在窑洞的房东史有胜，他带我们分别探看了当年的食堂和几个“大官”住的窑洞。这些窑洞都是石面，虽然现在无人居住，但仍可以想见当年的气派。史老汉今年73岁，当时还是个10来岁的娃娃。但他对当年的许多事情记忆犹新，说的情况和新华社史稿上的都一致。据他说，“报社”在这里驻了三四个月，中间离开过，后来又回来了（应指1947年春节前疏散到瓦窑堡的人又回到延安那次）。他的爷爷还曾帮助运送装保密文件的箱子。新华社最后走的时候，把自己养的10来头猪都送给老乡了。他还记得当时新华社的干部科长王康[45]和一位白处长[46]。白处长有个孩子，进城后，他把原来给他带孩子的女子带到北京当保姆了。问他为什么记得王康，他说当年王康天天在设在他们家的新华社食堂吃饭，他印象很深。
曾与王康同学、同事的黎辛[47]，在回忆延安撤退中的王康时写道：“作为队部领导成员之一的王康，有时会需要解决一些往往意想不到又十分琐碎的问题……报社这次撤退，是中央各单位安排得最好的，每天只走60里路，夜宿兵站，中午也在兵站午餐。出山后，科级干部和正式编辑（县团级）每天每日还可乘20里路的马。王康身体瘦弱，个高腿长，绰号‘鸡腿’，可他不乘马，让给妇女、小孩骑，他还走前走后，询问大家的身体情况。宿营后，他各处察看，问寒问暖。”
史家畔村在合作化时有400来人，现在在册人口700多，但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村子不大，缺乏人气，窑洞也大都破破烂烂。革命老区大都是贫困山区，解放以后生活虽有改善，但现在仍然相当穷。青壮年都走了，村里留守的，是号称“3860部队”的妇女和老人。
晚上住在绥德“天和长商务大酒店”。今天行程300公里左右。
4月22日：碛口东渡。
今天终于放晴了。早上从绥德出发，经吴堡过黄河，沿黄河赴山西省临县的碛口镇。1940年碛口解放后，一直是晋绥边区的第一重镇，当时边区政府还在这设立了“新华商行”，生意做得很红火。1947年3月20日，廖承志率“昆仑支队”东渡黄河，就是在这里上岸进入晋绥解放区的。
碛（音qi）口位于黄河晋陕峡谷中部，南临著名的孟门古镇，因黄河大同碛而得名。“碛”是指水中堆积的沙石，这里是湫水入黄之地，湫水把大量吕梁山的沙石带入黄河，堆积在两河汇合处。凭借黄河水运，碛口从清乾隆年间到抗战爆发，200多年间，一直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商埠重镇，西接陕、甘、宁、内蒙古，东连太原、京、津。那时，船筏在黄河里穿梭，驼铃在山谷间回荡。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一街灯火，昼夜辉煌。现在古镇依然古色古香，脚下是石板路，路边是高圪台，房檐连着房檐，店铺挨着店铺。老房子上有明清风格的砖雕、木雕、石刻，漫步在小镇上，仿佛穿越时空隧道走进了历史。
午饭后经离石赶往太原。路两旁千沟万壑，层层梯田，蔚为壮观。这里的吕梁山风光很值得一看。一路上还看到两个奇观：
一是高速公路吕梁山区的上坡路段，大型载重汽车一辆紧接着一辆鱼贯而行，车速都在20公里以下，走走停停，最长的车队绵延十几公里，就像一队队努力向前的蜗牛。高速公路成了低速公路甚至停车场。幸亏大车都守规矩，不进内侧车道，否则我们就惨了。
二是已到4月下旬，吕梁山上却刮起了大风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飞舞，煞是好看。雪过天晴，地平线上又出现了彩虹，一会儿在车的左手边，一会儿又转到车的右手边。
晚上住在太原龙城国际饭店，行程近300公里。
我曾在山西分社工作过，分社的同志们很热情，招待我们吃晚饭。老朋友山西相见，汾酒是少不了的。小方一直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一开始比较斯文，用小杯；后来喝得兴起，改用大杯喝“豪华版”。鉴于小方酒场表现神勇，决定提拔他为支队副司令（兼）；东东畏葸不前，决定执行纪律，降其为后勤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戴罪立功。
4月24日：太原到北京。
23日在太原休整一天，参观了平遥古城和晋祠。24日踏上返京的归程。一路十分顺利，只是在石太（京昆）高速阳泉路段，又看到去往太原方向的大堵车。这条路上，一周中就让我们遇见两次大堵车，我暗暗提醒自己：今后出行，一定要避开这条“黑色高速”。
分手之际，大家相约下次还一起出行。
[1] 见《杨尚昆回忆录》
[2] 李慎之（1923-2003），江苏无锡人。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8年入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资料员，新华社国际部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长、副主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79年改正后历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社科院副院长、七届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90年被免职，1995年离休。
[3] 张贻（1920—2010 ）女，山东济宁人。1946年燕京大学毕业后到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后到新华社英播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对外部记者、编辑、发稿人等职务，1982年离休。
[4] 见熊向晖《我的情报和外交生涯》
[5] 见熊向晖《我的情报和外交生涯》
[6] 吴冷西（1919－2002）广东新会人。1937年赴延安，1938年入党，曾任解放日报国际部主任、新华社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兼）、中宣部副部长（兼）、广东省委书记、广电部长等职务。
[7] 陈克寒（1917－1980）浙江慈溪人。1934年入党，曾任红中社西安分社社长、新华社编委兼广播科长、新华社总编辑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文化部副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8] 见吴冷西《从延安、太行到西柏坡——记廖承志领导新华社工作》（1988年5月）
[9] 见《聂荣臻元帅回忆录》
[10] 见《罗瑞卿传》
[11] 见李新《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12]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1928年入党，曾任全总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新华社社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联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是中共第八、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3] 见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45-1949》
[14] 陈昌谦，江苏海门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时代学生》半月刊主编、《群众》周刊编辑。1947年赴延安，任新华社国内部编辑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大众摄影》杂志主编，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三、四届副主席等职务。
[15] 何叶（1920— ）女，河南叶县人。1938年赴延安，同年入党，曾任军委三局报务员、新华社中文译电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闻总署、中宣部干部处科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政办室副主任、拉美部副主任等职务，1985年离休。
[16] 刘俊（1919— ）河南开封人。1938年赴延安，1940年入党，曾任新华社中文译电科译电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国家民委等部门工作，1983年离休。
[17] 瞿独伊（1921— ）女，浙江人。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后随母亲回国，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囚禁。1946年经营救获释，并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随丈夫李何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到新华社工作，1982年离休。
[18] 陈龙（1916－1989）印尼归侨。1936年入党，曾任新华社翻译科副科长、英播部副主任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特稿社社长、新华社编委兼对外部主任等职务，1985年离休。
[19] 刘秀兰，女，时任中文译电科译电员。
[20] 王飞（1916－2006）安徽肥东人。1937年赴延安，1938年入党，曾任军委通讯学校政治教员、新华社编辑、编辑组长、新华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等职务，1958年因所谓“包庇右派”受到撤销党内、行政职务处分。”文革”结束后，历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全国记协书记等职务。
[21] 林宁（1918—1992）女，山东益都人。1936年入党，曾任新华社翻译科翻译、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柏林分社记者，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等职务。1983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22] 吴棕音
[23] 王唯真（1923－2006）菲律宾归侨。1940年入党，历任新华社国际部组长、香港分社副总编、新华社代社长、党组纪检组副组长等职务，1988年离休。
[24] 黄操良（1916－1958）江苏吴县人。1938年入党，曾任解放日报编辑、新华日报国际部主任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国际部主任等职务。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含冤而死。
[25] 陈适五（ —2006）曾任延安新华社英译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对外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后历任中国社科院情报所所长。
[26] 应为涉县，当时涉县属河南省。
[27] 谢韬（1921— ）四川自贡人。1946年入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新华社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被捕，1979年平反后，历任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等职务。
[28] 韦君宜（1917—2002）女，湖北建始人。清华大学肄业。1936年入党，1939年到延安，曾任新华社、《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青年》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等职务。
[29] 杨述（1913—1980）江苏淮安人。1936年入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组织部长、新华社特派记者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宣传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国社科院顾问等职务。
[30] 李何（1918－1962）福建福州人。1938年赴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新疆日报国际版编辑、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等职务。1962年病逝。
[31] 方实（1917— ）天津市人。1936年参加民先，1939年入党。曾在晋西北兴县、延安交际处、新华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副社长、，辽宁分社社长、总社国内部副主任、参编部主任等职务。1985年离休。
[32] 白天（1918—1996）女，天津蓟县人。1936年参加民先，1938年入党。曾在晋西北兴县、新华社国内部工作。1980年代初离休。
[33] 王丹一，艾思奇同志的夫人。其时艾思奇和夫人都是昆仑支队的成员。
[34] 穆青（1921－2003）河南杞县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入党，曾任解放日报记者、新华社特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上海分社社长、总社副社长、社长等职务，1993年离休。
[35] 蒋齐生（1917－1997）陕西户县人。1937年赴延安，1945年入党，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资料室国际组组长、新华社北平办事处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总编室副主任、摄影部副主任等职务，1982年离休，1983年组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并任会长。
[36] 郑德芳（1917－2008）女，浙江杭州人。1937年赴延安，1938年入党，曾任新华日报翻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外事组工作人员、新华社英播部编辑组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后，任中国日报副总编辑，1985年离休。
[37] 耿健（1924—2006）陕西泾阳人。1938年11月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曾在山西前线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工作，后到延安中央印刷厂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印刷厂厂长、行政处处长、新华出版社副社长等职务，1985年12月离休。
[38] 刘剑钊（1924— ）女，陕西岐山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在延安中央印刷厂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新华社党委和国内部工作，1984年离休。
[39] 肖希明(1914— ) 广东大埔人。1934年参加革命。 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5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1946年调新华社从事翻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主任，社编委会委员。1978年至1982年调中宣部任外宣局长。1982年离休。
[40] 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1932年入党，曾任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新华社社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院长等职务，中共中央第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41] 黎光煜，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长征，1941年到新华社从事后勤管理工作。1980年离休前任新华社后勤部办公室主任。
[42] 萧岩（1919— ）河北省丰润人。1938年到延安，同年入党。曾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解放日报国际部资料员、延安中学教员、新华社口播部编辑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新闻学校教务科长、北京师范学校副校长、校长，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书记，教育部政教司副司长、高教司副司长等职务。1986年离休。
[43] 陈萍（1926— ）河南沁阳人。1938年到延安，边区中学毕业后，在军委三局通讯学校学习、工作，后调入新华社，1947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新华社河内分社、新华社外训班、外事部（局）等单位工作。
[44] 李宏烈（1924— ）河南遂平人。1938年入党，1944年到延安，曾任新华社电务处中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调国家民委工作，1985年离休。
[45] 王康（1917—2006）江苏金坛人。1938年赴延安，1939年入党。曾任八路军115师宣传干事、解放日报干部科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副秘书长兼干部处长、中宣部干部处（局级）副处长等。后受到错误批判，被调出中宣部。”文革”结束后，历任国家科委政治部负责人、办公厅主任等职务，1983年离休。
[46] 回京后，总社社史办郑德金同志告，白处长叫白鸿德，当时是总务处长。
[47] 黎辛（1920—）河南汝州人。1938年赴延安，曾任解放日报编辑、二野随军记者、长江日报副总编辑等职务。1958年被错划为反党集团成员。”文革”结束后，历任中国文联“恢复小组”成员，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外联部主任，中宣部文艺局负责人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