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辈子只干过十来天的记者工作，就是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上。

本来记者团的任务属于沈建图等人管，并不归我管。当时我虽然拿的是记者护照，但实际身份是代表团秘书。因为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来，我虽然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但周恩来总理参加国际会议时，我一直是在他身边负责起草各种文件的秘书之一。

赴万隆的前几天，我与周总理坐飞机一同离开北京到昆明，并准备从那里出发前往万隆。我们当时住在原来龙云的公舘。记得那天早晨我还在睡觉，周恩来亲自来到我的房间，说:“李慎之，你知道出事了吗？”我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由于我高度近视，连忙掏眼镜。待我戴上眼镜以后才发现与我说话的是周总理。他说：“记者团的飞机已经被炸了。”他询问了我有关会议的一些准备情况后说道：“现在记者团只能由你来管了。”

1955年4月11日台湾特务炸毁中国代表团赴万隆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包括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3人和中国记者5人在内的11人遇难。台湾特务的目标显然是对着周恩来的。这件事给每个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乌云。

我当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本来也要与记者团一同到印尼的，我没有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完全是因为行前周恩来直接打电话跟我讲，“你不要走了，跟我走吧。”他要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前往。记得记者团离开北京的时候，我曾与他们握手说：“雅加达再见。”然而，这竟成为了永远不可能的事。沈建图、黄作梅、石志昂……，他们本该在机场欢迎我们的。沈建图是个非常正直，非常好的人，他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非常好……

总理没有被恐怖事件所吓倒，仍然决定如期前往参加亚非会议。

我们的飞机于4月16日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并于17日飞抵印尼爪哇岛的万隆机场。在机场的接待室里，代表团向报界散发了总理的书面谈话。谈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在谈话中，总理也提到了4月11日的飞机谋杀事件。他说：“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参加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以后发生的事将证实上面的预言。

记得那是个晴天，机场外大街两旁都是人。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中国代表团的汽车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欢呼和掌声。无数的人来欢迎中国代表团。时常可以听到公路两旁人们用印尼语、潮州话、广东话以及生硬的北京话喊着：“和平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等口号。一个挤在人背后的年轻中国母亲，让她的看起来不过两岁的女儿坐在她的肩头上，用力摇着孩子的胳膊。从她笑着的脸上似乎可以听见她在说：“挥手啊，孩子！这是从我们祖国来的，他们是我们的亲人。”虽然后面这句是我当时触景生情的想象，但我还是把它写进了后来《人民日报》连载的《亚非会议日记》中，因为在当时的场景下这样的联想实在是自然而然。

举行亚非会议的想法是在1954年科伦坡五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会议上提出的。这些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取得独立的，从50年代初开始，它们发现在许多问题上相互合作，并且对某些关键的国际争端采取共同的立场对自己是有利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亚洲人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不要让西方世界来干涉。”随着以后，帝国主义势力遭到严重削弱，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亚非地区的政治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万隆会议召开的前夕，亚非地区出现了近30个民族独立国家。1954年12月，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就召开亚非会议问题达成协议。除科伦坡五国外，应邀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共25个国家，会议确定1955年4月18日正式召开亚非会议。亚非会议没有制定明确的目标和议题，这给各方留下极大的余地。其他一些国家更是纷纷猜测会议到底会讨论什么，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猜测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与会目的及他们要表达的思想。

星期一和星期二，也就是会议的头两天，都是公开会议，有各国代表团团长宣读早就准备好的讲稿。尼赫鲁想跳过这些演说而直接进行秘密会议，因此决定自己不讲话，缅甸的吴努也一样。周总理也选择了保持沉默，毫不突出自己，只是会前写了一个大发言稿，油印出来，分发给了各国代表。

头几个人的演说，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他们的发言都提到了对和平的愿望，对友好的愿望，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但是伊拉克（当时中央条约组织成员）的外长贾马利在发言中用很长的篇幅来诬蔑共产主义。他毫无根据地把公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贾马利的发言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一些代表的响应。第二天上午，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和菲律宾的罗慕洛都谈到了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许多人开始担心这些异样的声音会把大会引入一个可能无休无止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而不能取得什么一致结果。

这个时候，人们纷纷在猜测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反应，记者室里，甚至是一些报章的标题，都是这样的问题：“中国代表团是不是一定讲话？”“中国代表团讲些什么？”各种各样的猜测在流传着，中国人民的声音注定是会议上注意的中心。

中午吃饭时，周恩来突然把我们叫到一起，他决定在此刻向我们口述他的补充发言，准备下午宣读。他口述一页，我与几个记者就记一页，并作了翻译。当时临时用了一种台历大小的卡片。就这样，一顿饭也没有吃好，总理是一边吃一边说，我们在一边记，我也忘了我吃了没有。可以说，总理的外交才能在这一刻充分的表现出来。我们根本没有插话的余地，只有飞快地记录和翻译。

下午会议开始前半个小时，自会议开始以来一直明净如洗的万隆上空突然阴云密布，几乎片刻之间就来了一场倾盆大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震耳眩目，惊心动魄。独立大厦会议厅屋顶有一处漏雨，雨水顺着天花板流下来正好滴在中国代表团座位旁边的桌子上，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恶兆。殊不知恶兆无灵，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在下午会议上首先发言的是叙利亚、泰国和土耳其，其中泰国的旺亲王和土耳其的佐尔鲁的话题又与伊拉克的贾马利一样，继续攻击共产主义。许多人不时转过头来向中国代表团的席位张望。人们看见周恩来急速地在他的发言稿上写着什么。

下午4点多，当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时，全场爆发出从来也没有的暴风雨似的掌声，不但是记者、代表，来来宾席上的外交官们也掏出了笔记本。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就要开始。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周总理开始讲话了，此时此刻，人们感到会场的气氛陡然变了。

总理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这个在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总理继续说：“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总理接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目的，而不另提建议。”“本来中国代表团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问题。但是中国代表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它不想使会议陷入到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总理说道。

两天以来，人们时常可以感到一只黑手想把会议拖向另外一个方向，而此时，另外一只强有力的手把它轻轻推开了。

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静听总理讲下去：“我们的会议应当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此后，总理连续谈到了三个具体问题：意识形态、宗教和颠覆活动。他的讲话始终具有和解和友善的态度，从而慢慢将会议推向了高潮。

最后，总理说：“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楼上楼下再次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来回答代表着中国人民意愿的发言。当总理回到自己座位上时，有不少国家的代表来同他握手。

全体会议结束后，就开了分组会，进入不公开讨论阶段。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与会各国建立了联系，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周恩来还在这次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愿意同美国政府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个声明导致中美两国政府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个声明导致中美两国从1955年8月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会议闭幕时发表了洋溢着团结合作精神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指导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其核心内容便是一年前由中国和印度首先提倡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由于有些国家认为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语言，总理做了必要的妥协，并没有坚持五项原则而同意十项原则。

在亚非会议期间，我自始至终感觉无比自豪，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还有一个是因为总理的出色表现。他非常的细致、耐心、谦虚、为国家赢得了朋友。纵观整个亚非会议，可以说对于想作为会议“教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是个很大的失败，对于周总理则是很大的成功。当时，会议分为两大集团，一个是以尼赫鲁为首的中央主义集团，一个是由伊拉克等国家组成的反共集团。可以说，作为大国总理和中央集团的核心人物，尼赫鲁对于会议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尼赫鲁自持印度的大国地位与个人学识才华，过多地想指挥会议，在后几天的会议中，他时常教训别人该如何如何，激怒了许多代表，并使他们开始疏远他。而周恩来在出席会议前，别人认为他一定是“青面獠牙”的样子，结果总理特别的谦虚与和蔼，他以理服人赢得了广大代表的信任。总理甚至还赢得了爱挑剔的外国舆论界的赞誉。采访这次会议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文章中称“周恩来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是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总理的“我们不是来吵架的”这句话，反映了务实的精神和诚恳、不摆大国架子的态度。他的通情达理赢得了不少与会代表的信任、消除了一些人对公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疑虑和偏见。亚非会议上，有的外国代表甚至说：“我是反共的，但周恩来这个人，我相信。”

总理的不懈努力以及谦虚谨慎的态度为亚非会议走向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他和新中国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理解与尊重，当时与会国中只有七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总理却在此次会议上结交了不少朋友，包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菲律宾的罗慕洛、埃及的纳赛尔等，为中国外交开创出新的局面。

我在总理身边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当时有关整个会议的具体报道任务，是由新组建的记者团来完成的。但是总理让我管理记者团，记者团的一些事务都要向我请示。当时彭迪同志负责具体工作的实施，我主要负责稿件的最终审定。不过我这十天的记者也没有白当，因为我是代表团的成员，因此可以参加到非公开的分组讨论中，并最终见证了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全过程。回国后，我同张彦同志一同撰写《亚非日记》。说实话，写作这篇日记并不是很容易，既要考虑原则，又要体现总理的风采，还不能完全凭个人感情，应以事实为准，我的感觉像是在一个狭窄的航道中蜿蜒曲折的前行。然而我还是希望写出一篇耐看的文章，还总想抓个彩头让读者欣赏，让他们分享我的兴奋与喜悦。日记完成后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并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各地读者的来信不计其数，都为新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感到高兴。

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会见印尼农塔拉通讯社总编贾禾多。彭迪（右一）、李慎之（左一）、黄华（左二）参加会见

记得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夕曾对随行人员说过：“我原来是搞统战工作的，现在要搞国际问题，可以说我们是草台班子，现在这个草台班子要唱大戏了。”从亚非会议的效果来看，这个“草台班子”不仅唱响了，唱红了，还唱出了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恢弘气势。

我为能够亲身经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终生感到自豪。

发表在新华社建社70周年纪念丛书 《走向世界——新华社国际报道70周年》 新华出版社 2001年11月